军阀是难以驾驭的“有枪阶级”。[16]这一术语被用来称呼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等人，中国政治因这些名字而表现出高度人格化的特征。同时，中国社会的独特性也严格地限制了这些人的统治类型：他们只是为儒家秩序提供了一个应急的替代物。作为流产之革命最大的受益者，军阀之所以品性残缺，只因他们本身就是旧秩序崩溃的碎片。即便如此，军阀也不能仅仅被视为清王朝的遗物，正如列文森所说：“民国初年，不应只被看成军阀统治时代，因为像秦或隋一样短命的蒋介石南京政权具有帝国的各种特性，并为一个更为持久的王朝铺平了道路。”[17]列文森的论断至少催促我们思考如下问题：如果民国初年不是军阀掌控的时代，如何理解它的性质和意义？
军阀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是如何被使用的？为什么民国的声望会迅速下滑？为什么君主制的种种象征被消除后还出现以宪政为名的君主制（洪宪帝制）？
一、军阀之特质
把军阀问题从野史趣谈转到历史研究的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军阀史研究的开路先锋，薛立敦把军阀界定为“凭借武装力量称霸一方的人”，他们利用不受外力控制的军事组织，在一定的区域内行使有效的统治。[18]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军阀之特质：
（一）军队私有。这种解释源于罗尔纲“兵为将有”的理论，袁世凯及其所属的北洋军就是突出的例证。[10]军人支配体制成了军阀时期的基本特征。军人能否上升为军阀，就看他能否组织对其忠诚的私兵集团。这一点使他们区别于传统的文官体制，其特点是陈志让所说的“军-绅政权”，军阀的品性亦为其所限。[20]在太平天国时期，清廷征召常规人口轮流入伍的方法使这个农业大国豢养了一支大军，军阀主义遂成为这支大军的副产品。曾国藩的湘军和源自湘军的淮军最为著名。他们的军队都是自招自练，不隶属于兵部，对将帅的忠诚取代了对朝廷的忠诚。罗尔纲认为“兵为将有”的湘军制度支配了咸、同后的兵制，之后导致了分崩割据的局面。[21]军阀的部队在性质上更接近于佣兵军队，长官与部下有很强的依附关系。以冯玉祥的军队为例，在军队中设立工厂、学校，推行一致信仰的方式使他的军队具有鲜明的私人特色。[22]
（二）领土割据。控制地盘是军阀存在的现实基础。有地盘才有给养，有给养才能控制军队。这决定了军阀的地方主义特色（山头主义），典型的代表是桂系军阀、四川军阀、阎锡山和张作霖。方德万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分散成相互争斗的部队是军阀主义的关键特征”。[23]
如果要追溯这种地方主义的起源，就要考察李鸿章和袁世凯的影响。在迈克尔看来，正是李、袁二人使中央权力失去基础，效忠于个人的小集团促成了地方主义格局。不过，由于没有儒教，没有以儒教为基础起双重作用的绅士，地方主义退化为军阀主义。[24]
（三）地方治理。军阀与土匪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土匪一般是抢了就跑，并不控制地盘，而军阀形成防区，建立行政机关，承担着治理的责任。柯白主张军阀确认标准的关键是“对貌似忠诚的下属军官进行直接控制的问题”。因此，“对‘军阀’一词下定义的困难之一是，必须明确在一个军事编制内究竟哪一级军官拥有哪种程度的独立权力”[25]。
（四）缺乏政治上的忠诚。如梁漱溟所说，“军阀不依恃任何社会秩序而生存”，相反他们的存在使得社会失序。[26]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受其制约，政党政治亦为其破坏。陈志让对1912—1928年曾任团以上军官的1300多人进行了家庭与教育背景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受过教育的军阀不过占全部的百分之三十，而其余的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袁世凯的尊孔、吴佩孚的忠君迷信、张勋的复辟等事件都表明军阀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革命大义）缺乏忠诚。时代的动乱同军阀的生存壮大互为因果，自私自利和政治上的不忠诚亦是互为表里的军阀特质。[27]
（五）派系政治（军事）。军阀结成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与关系网，即派系。前者如督军团、安福系；后者如寅、年、友、世、乡等传统的私人关系。政党政治的行为标准是“讨论、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而派系政治行为标准则是一种交换关系（传统的恩惠与忠诚）。[28]军阀之间决胜负的方式往往是一个集团利用地位和贿赂收买敌对集团成员，从而造成敌对集团分崩离析。[29]派系政治与派系军队最显著的弱点有四个方面：其一，派系以人事关系为基础，人事关系网以领袖为中心，这其中“施恩能力”是关键。蒋介石能够北伐是因为他的施恩能力的扩大。如果失去施恩能力则派系就会瓦解，如梁士诒在洪宪帝制中失去交通部。其二，派系共存局面导致了斗争的戏剧性和不彻底性。其三，派系之间无正式的沟通方式与渠道，这也是他们常常内讧的根源。
其四，政见之重要性始终不及交换关系，这亦是军阀分裂与不团结的原因。如陈志让所说，派系斗争到处都有，但不受规章、纪律和宪法约束的派系斗争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特色。“宪法体制由于参与者的派系斗争而耗尽了自身的活力”，黎安友教授的话可谓一语中的。[30]
二、民国兵气
清廷“变法”从海军“剪辫子”开始，次新军，再次社会。理由很具体，军舰上机器多，辫子绞进机器里很危险。这段历史虽出于常识，却并不流行。相反，在民国史上，似乎关于军阀的一切都人所共知，凿凿可鉴。不过细细追究起来，军阀却是民国史上的一笔糊涂账。1912—1928年，中国的1400多个大小军阀发动了140余次地方性及省际战争。从袁世凯死去的1916年6月到1928年6月，有六个人成为国家元首，组成25个以上内阁。对此，李大钊的清算最是泼辣，他把当时的政治生活比作“宰猪场式的政治”，而军阀是吃人民“血肉骨头”的“文武豺狼”。[31]
士兵是军阀仅有的选民，也是理解军阀问题的关键。古语有云：“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左传·隐公四年》），“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之恶也”（《老子》）。民间俗语也说“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雷海宗称之为“无兵的文化”。这是一种消极的文化，消极到要取消公共生活（政治生活）。[32]在军阀时代，当兵几乎成为一种职业。
据陈志让估计，在1920年代，军队、团防、土匪等脱产的武装农民约有500万以上，而同时期中国新式工业人口不过200万。养兵是军阀的基本考虑，失去士兵的军阀可能失去一切。与这些极端事件相类似的是无饷之兵的破坏性：一方面政治性兵变很少；另一方面是烧杀劫掠变成常态。[33]
革命者朱执信有妙语：军阀不过是些为兵所累的“可怜”军人。他们相信兵有绝对的力量，视武力为达成私人目的之最佳手段，而最后却大失所望。[34]沈从文则坦言对革命的记忆只是杀戮几千无辜农民的图画。辛亥革命后，除了军官们不再坐轿而是跨马巡游这一点变化外，凤凰县唯一的实质变化是“地方一切皆由绅士出面来维持”，到后来，“做土匪的机会比做平民的机会还多一点”。[35]沈从文对自己曾栖身军中的记述更是令人惊心触目：“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36]
美国学者金介甫称沈从文为时代的解说员。在《沈从文传》中，他着重阐释沈从文的“地方主义”立场：让文学凌驾于政治之上，既反对汉人选的儒家道路，也抵制把湘西推向现代民族主义的革命道路。[37]沈视文化为一种同质化的危险，以汉文化为例，文质彬彬与繁文缛节的儒家道路虽然支撑着大一统政权，却在清王朝的最后十年走向破产。沈从文认为革命在文化上寻找力量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单纯从儒家文化着眼，而无视诸如湘西这样的部族社会与边疆文化。[38]
在沈从文笔下，民国世界充满血腥与不义，革命的残酷甚至表现在“杀人”事件的仪式化中，《新与旧》就写出了这种诡异气氛。清廷刽子手杨金标每次“砍头”都遵行一整套仪式，并且“这件事既已成为习惯，自然会好好地保存下来，直到社会一切组织崩溃改革时为止”。但是，一入了民国，朝廷改称作政府，这种法律与宗教联合的仪式便同那刀子一样失去效力，枪的流行使便利地杀人成为革命的副产品。[39]
沈从文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一贯态度。他喜欢士兵，不信任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对群众自发夺取政权的浪漫理想也不予理睬。他一生都认为中国政府的好坏取决于皇帝或想当皇帝的人如袁世凯、蒋介石的贤与不肖。军队生活让沈从文觉醒，而文学使他走向成熟，甚至让后来人留恋他所处的时代。当人们习惯于从立宪政治或现代化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时，沈从文才更加显示出一枝独秀的魅力。虽然他“只写一个小小的、不难管理的世界”，但是却让我们时时为自己的狭隘而感到尴尬，因为我们忽视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从一个湘西人的观点来审察全部中国现代史，就等于从边疆看中国，从沈从文的眼光看中国。”[40]
军阀政治最大的危害是在文人及年轻人心中种下了仇视整个官僚秩序的种子。与此同时，在五四一代人身上，忠孝观念被另一种礼敬智者（先生、教授）的风气取代：学生向往胡适之、鲁迅、梁漱溟等人，不选学校，唯选教授。文章之事，不过小道，却也能成就历史的柔和与明净。刀兵之气为一代人新的格物致知埋下伏笔，为民国史开出文艺复兴的新气象。那气氛就如同郭沫若的《女神》：颛顼与共工在不周山大战后，战场上混沌狼藉。这时来了一群女神，天地亦重新柔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