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一种语境的军阀
军阀一词本身亦是一种武器。如谢文孙所说，“从未有人自称军阀；军阀一词总是用于敌人”。北伐时期（1916—1926），国共联盟的宣传机构让这个词在中国大为流行，它被用来称呼那些与联盟对抗的所有军事敌人。加入革命联盟的军人便不再是军阀而是“革命将领”，当然，如果军人“反叛”，就会重新被称为军阀。于是，军阀一词渐渐地获得了与一切恶行联系起来的含义：“一切军阀都是为权力欲所驱使的；他们是反民族的，因此随时可以为了个人权力而牺牲民族利益。他们是反民主的、机会主义的、毫无原则的、封建主义的，特别是全不顾及国内秩序的。”[41]
军阀主义是国共两党强化其现代化、民族主义和革命话语的斗争工具，“他们把军阀主义描绘成由落后和缺乏爱国主义分支出来的一种心理病态”。因此，它通常是被当作一个政治贬义词来使用的，并不能作为社会或历史分析的工具。尽管以较少政治含义的标准为军阀一词下定义的尝试并不成功，但军阀、武人、军阀主义这类常用的同义词仍然可以作为“代指军事分裂现象的术语”。“围绕这一术语的概念，构成了对中国社会的本质、对中华民族以及人们相信从中发现了自己的历史阶段的理解。”[42]被称之为军阀意味着他的行动是为自己谋利，在思想上也没有更高层次的“忠诚”。很显然，这个词的主体不能获得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不过借助儒家观念，他们又可以与民族主义共存。
在地方上，将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有效结合的倡导者是桂系。他们还把地方主义与军人专制联系在一起，作为地方重建的强力后盾。事实上，“地方主义是迫切的、实际的，而民族主义是飘忽的、遥远的”。不过，随着这一证明其合理过程发展起来，民族主义不仅证明地方主义是合理的，还证明军人专制也是合理的。[43]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中国的事实正是在这种奇特的方式中确立下来的，亦因此而耐人寻味。[44]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民族主义终于获得具体而明确的内涵：抵抗日本侵略。此后，地方主义（军阀）逐渐被民众的民族主义所湮灭。
军阀主义并不是帝制崩溃的唯一后果，革命引发政治真空说的解释亦失之过简。[45]麦科德的研究立足于湖南与湖北两省的文化-军事背景，他试图说明革命后文官政治与文人权威的持续性。一些本质上属文人政治的省政权，不是滋生军阀的温床；相反，它们在有意识且卓有成效地阻止军人支配政治或控制政府。从这些省份的情况来看，军事主义并非后帝制时代的典型特征。如果要寻找近代军阀主义的起源，不必过多地执着于革命前之历史，而要更多地关注文化统治的延续性以及因此种延续性而引发的艰难政治选择。[46]
麦科德把军阀主义出现的背景置于一种“被动”的局面，“因为军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邀请进入政治角斗场，去解决那些似乎不可调和的文人之间的政治冲突的”[47]。换言之，民初军阀混战的根源并非仅源于军人的黩武主义，在其根本处仍然要归因于宪法问题引起的政治争斗（政治的军事化）。这种情况甚至使军阀有可能沦为政争的牺牲品，刘湘、张作霖、徐树铮、孙传芳等军阀都为此丢了性命。
换个角度来看，军阀亦可能天赋异禀，个性传奇。在赛珍珠笔下，军阀甚至无一例外地成为传奇英雄。[48]豪侠形象的戏剧性反映出一般民众对军阀问题的认识程度，陈志让则以学者的睿智指出军阀问题之重要性与适切性。在《中国军阀派系诠释》一文中，陈着力提出的问题是“宪政危机”。民国初建，困扰中国的最大问题是采取何种手段，以何种方式实现军权和政权的统一。乐观的估计是，只要有一部有效且稳定的宪法，就能使中国有持久而稳定的政治结构。军阀们也致力于为中国寻求一种权力模式，而这些寻求都伴随着种种危机而来：洪宪帝制、张勋复辟、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事实上都是宪政危机。在这些事件中，军阀的表现如何？影响如何？军阀各派系之间分合的原因何在？民国以来制定的约法何以失去效力？这些问题都是在宪政危机的大背景下生发出来，亦要在这个背景中寻求理解。[49]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武力一直是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的一个要素，但民国军阀的怪异存在并未贡献强大的规范性价值。军阀也许玩弄权术，鄙夷法治，但他们都不敢与传统公开为敌，甚至炫耀对传统的衷心，法统与护法在那个宪法时代甚至获得更广泛的认同。举例而言，1916年与1923年的总统选举，1918年的国会选举，在这些宪法问题中，反对修宪的潜在动机都是私意与权力争斗。在军阀看来，1912年临时约法这个“法统”的尊严在于其模棱两可的含混性，突出的优点是在总统与国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留下了回旋的空间。于是，他们创造“法统”这一富有弹性的词语，以儒家的标准代替合法的标准。内战可称之为“义战”，杀人可以升级为“义杀”，以至于在洪宪帝制失败后，治人和治法都没有了，全中国都弥漫着渴望强人、强权、独裁的气氛。[50]另一方面，诸如胡适等五四人的努力，则留下了一丝自由的余味：他们总是想象着议会是一座图书馆，即使是心智不健全的孩童也可以在那里学习宪政，因为民主不过是一种“幼稚园政治”。[51]
四、“两头蛇”宿命
军阀在恶名昭彰的形象之外也保留着一些“革命”的因子。谢文孙对陈炯明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军阀都被贪婪野心控制。军阀史不能单纯地被界定为机会主义者争权夺利的奋斗史。陈炯明曾对“思想文化改革的社会效力持乐观态度”，至少在他身上，我们能发现某种冲破“一省之力”的心思。如谢文孙所言，当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地方性观念、对同胞的忠诚等思想在陈头脑中遭遇时，显示出地方主义（军阀主义）为民族主义让路的可能性。[52]
在军阀史研究中，谢文孙的“文化和思想”视角非常独特。这一方面源于陈炯明对思想文化的威力异常乐观；另一方面如作者所说，如果在儒家传统的范围内考虑陈氏的思想，那么他的真诚似乎是毫无疑问的。[53]
陈炯明这个与众不同的军阀形象的确值得考量。陈氏是一个拥有传统功名的革命者。他从幼年开始读儒家经典，二十岁中秀才。
1908年毕业于广州法政学堂，由于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他取“竞存”为表字。同盟会成员朱执信对他有很大影响。陈在1911年参与反清起义，他的军队所采用的“井”字旗是唯一象征着某种社会理想的旗帜。陈氏曾与刘思复等无政府主义者往来密切，并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唯一保护人”。作为政治领袖的陈炯明因其议员身份而享有权力和威望。他成功促成广州禁赌，这使他的政治声望迅速上升并成为广东代理总督。陈氏对新文化运动、教育现代化、广东的民主运动都有积极贡献。他促成广东宪法草案的制定，当时评论者称之为最优省宪。
对于孙中山的国家主义学说，陈炯明并不赞同。在《闽星报》发刊词中，陈谴责国家主义是政治野心家欺世诬民的骗术。即使一国以国家主义为手段达到富强，百姓却还要为政客们所控制而不自由。他借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主张以互助和博爱的精神代替国家主义。虽然年轻时以“竞存”为表字，但陈炯明的看法与达尔文大相径庭，他认为生存竞争是一种道德欠缺的状态。很显然，这是因为儒家和谐观念的影响。陈氏的所作所为向我们证实了谢文孙的判断：陈炯明在儒家这个基本结构的基础上，选择吸收西方思想之后展现出非凡的“活力与灵活性”。[54]
明末士大夫孙元化曾在家中见到一条两头蛇，他为此口占一诗曰：“吾闻两头蛇，其怪不可弭。……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两头蛇在决定行止时的矛盾与挣扎，被台湾学者黄一农用来形容夹在中西传统之间的明末奉教士人。[55]从宪政史的角度来看，立宪派在面对东方与西方、皇权与宪法、富强与民主、集权与分权等选择时亦表现出“两头蛇”式的困惑。“犹豫一身”的中国宪政人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宪政的价值体现为一种国家的德性，而列国竞争的现实又在客观上需要一种强力才能适应。
在民国史上，对集权与独裁体制合理性的论证一直存在于知识人阶层，这其中也不乏经欧美民主环境熏陶过的知名人士。1934年，钱端升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的文章。在他眼中，中国是一个“一盘散沙、民智落后、能力微弱的民族”，相应地，“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强国之梦既是超越时代的大目标，亦有当下的急迫性。在此一前提下，宪政民主制度反而在列国竞争的时代中表现出局限性。[56]1937年元旦之夜，胡适教授没有辞旧迎新的喜悦，而是忙着为中国“量布载衣，量米做饭”，一向才思敏捷的他用了三个多小时才完成《新年的几个愿望》一文。一方面，他希望中国能实行宪政，因为“今日最缺乏的是一个维系全国的政治制度”；同时他又希望蒋介石努力做一个“宪政中国”的领袖，一个“不做一点越俎代庖的事”的国家领袖，因为“宪政的精神是情愿造起法律来束缚自己。不但束缚自己不许做恶事，并且束缚自己不许在法定职权之外做好事”[57]。
陈炯明、钱端升、胡适等人在宪政一事上有其坚守，同时也有政治性的暧昧迂回，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头蛇”宿命在知识人乃至军阀之间的延续。
【结语】
民国初年的宪法问题不能以抽象的思辨来呈现意义，尤其不能忽视军阀这个实实在在的背景。在军阀时代，极端觉悟与极端病态的人其实并不多，斩钉截铁的事物亦不过是例外。革命者多少有点强迫自己，军阀的疯狂也并非全无分寸。冯玉祥主政常德时深得民心；桂系军阀曾为广西赢得“新斯巴达”的声誉；山西的阎锡山使“保守主义”一词在曾国藩、李鸿章之后依然有着特别的意义；陈炯明作为议员曾取得颇有影响的成就；东北王张作霖是个文盲、土匪、赌徒，而日本特务机关却认为日本必须支持他，因为“这不是是否支持一个政党或者一个派别的问题，而是一个将关系到日本帝国生死存亡的问题”，由此可见张的影响力；刘湘等四川军阀所揭示的问题更具有典型意义，即无论是把军阀界定为一种“复苏了的地方主义”，还是黩武主义或地方分裂主义，都表明民国史上最令人费解的巨大失败：“统一的中国却无法处理中央与省之间的关系。”[58]原因很简单，省（地方）无法承担教化功能，尤其是无法代表中央来构建新的文化。
中国的过去是王畿在，朝廷在，诸侯郡守县令亦皆是朝廷。虽偶有藩镇割据，皆因不成款式而失其道义，养兵的军阀亦是这样的骑虎难下。立宪也好，尊王也好，敬仰服从领袖也好，都是为了建立中华民族行动的中心。天下是有道则合，无道则离，问题并不在制度（宪法），而在于创造配得上行动（革命）的言语。这道理就如同《尚书》的重在记言，言行事之理，言天道人事，是历史的不苟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