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周作人在《语丝》发表题为“乡村与道教思想”的文章。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字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作于1920年和1926年。周作人在文章的后半部分说，“上文是六年前所写，那一天正是长辛店大战，枪炮声震天，我还记得很清楚，至于这是谁和谁打，可是忘记了，因为京畿战争是那么多，那么改变得快。什么都变得快，《新生活》已停刊了，所没有改变的就只是国民的道教思想”，以至于“我拿出旧稿来看，仿佛觉得是今天做的”。革命之后，“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不过这道教是与民间风俗迷信结合的五斗米教之类的东西，百姓们借此使自己热闹起来，在麻木、凌乱、琐碎的生活之外别有期待：改革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所谓道教，不是指老子的道教者流，乃是指有张天师做教王，有道士们做祭司的，太上老君派的拜物教。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在没有士类来支撑门面的乡村，这个情形自然更为显著。《新陇》杂志里说，在陕西甘肃住的人民总忘不了皇帝，“人碰见他们，他们不是问道，紫微星什么时候下凡，就是问道，徐世昌坐江山坐得好不好？”[131]
周作人的观点很明确，要把民主政治的观念灌输给中国乡民简直不可能，因为民众接受一个伦理的（或宗教的）体系比接受一个真理的（或科学的）体系要容易得多。中国的乡民长期都陷在道教的势力、佛教的轮回报应之说与孔教的圣君信仰中，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知识阶层了，至少他们不信宿命，不畏权势。遗憾的是，这样的“士类”已经不能再为中国撑起门面了。周作人甚至得出一个更令人失望的结论：当时中国的“国民的理性也很少发展的希望”，甚至“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去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历史》，1928年。）
周作人能恰当地用前人的事物与言语来说明现实生活，这使他的文字少有情绪上的局促与激荡，内里却弹药充足，毫无退意。写到此处，周作人说自己不禁想起了与达尔文齐名的英国弗来则（Frazer）教授，并抄录了弗氏《社会人类学的范围》一文中的观点：实际上，无论我们怎样地把他变妆，人类的政治总时常而且随处在根本上是贵族的。
（案：我很想照语源译作“贤治的”。）任使如何运用政治的把戏总不能避免这个自然律。表面上无论怎样，愚钝的多数结局是跟聪敏的少数人走，这是民族的得救，进步的秘密。高等的智人指挥低等的，正如人类的智慧使他能制伏动物。
我并不是说社会的趋向是靠着那些名义上的总督，王，政治家，立法者。人类的真的主宰是发展知识的思想家，因为正如凭了他的高等的知识，并非高等的强力，人类证实一切的动物一样，所以在人类中间，这也是那知识，指导管辖社会的所有的力。……我现在想说明的是，为什么在有可以得到知识的机会之人民中间，会有那各种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迷信遗留着。这理由是如此：那些高等思想，常是发生于上层，还未能从最高级一直浸润到最下级的心里。这种浸润大抵是缓慢的，到得新思想达到底层的时候，（倘若果真能够达到，）那也已变成古旧，在上层又另换了别的了。……勒南（Renan）在看了巴斯多木的希腊废庙之后，再与义大利农民的丑秽野蛮相比，说道：“我真替文明发抖，看见他是这样的有限，建立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单依靠着这样少数的个人，即使是在这文明主宰的地方。”
不擅造势的周作人确实如鲁迅所言“见事太明”，甚至对这样“贤治”的人类文明也心存芥蒂，最后真的成了“察见渊鱼”的“不祥”之人。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以“巨奸”之名被押至南京受审。据次日的《申报》记载，在14名汉奸嫌犯中，“书生周作人”光头衣着最为陈旧，体重也是最轻的，只有52公斤。在被押解前后，周曾写下这样一首诗来表白心迹：
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
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
“羼提”和“檀施”都出自佛典，前者是忍辱之意，后者则代表布施。借着这样的意境，我们仿佛听到一位老僧的叹息：自己修行的功夫不够，对众生亦施予太少，但即使是在形寿将尽之时，也并无气短疲累之意。
乱世中奔走的周作人，在不安、踌躇中与宿命较力，却能以生活的余裕为题材而示人以余裕。他的风趣与见识令木山英雄有惊人的结论：周作人一个人独自追求着中国的“文艺复兴”。他“反对一切宗教性的不合理幻想、热衷等，同时否认崇拜英雄，革命主义以及民众自主性的‘信仰’”，甚至“乍一看几乎无内容的随感里，也蕴含着无限的力量”。[132]周作人虽然独特，但绝非思想的火炬手，而更接近于帕斯卡所说的“思想的苇草”。
他坚持着一种温和的写实主义，也从未离开“保守”的立场，这一立场从Pollard的笔端蔓延开来，亦带着几分“疲劳的颜色”：假如急进分子与保守分子唯一的分野就在于对人类潜能的信心如何这一点的话——则只此态度便足以把周作人归于整体政治范围中的保守派，但他特异的保守思想并非那种忠于封建主义的保守思想，而是接受他所知的中国人的性格，把它当作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慰藉。[133]
胡适晚年经常接到前线士兵的来信，说是想看他的书，于是便寄去《胡适文存》和《四十自述》。[134]相比之下，一海之隔的周作人则略显寂寞。“在家和尚”却也在生活苦旅中继续修行，只是时常感慨着“寿则多辱”，这让我也“不禁想起”了他对生活经验的乐观估计：
我并不以为人可以终日睡觉或用酒代饭吃，然而觉得睡觉或饮酒喝茶不是可以轻蔑的事，因为也是生活之一部分。百余年前日本有一个艺术家是精通茶道的，有一回去旅行，每到驿站必取出茶具，悠然的点起茶来自喝。有人规劝他说，行旅中何必如此，他答得好：“行旅中难道不是生活么。”这样想的人才真能尊重并享乐他的生活。沛德（W.Pater）曾说，我们生活的目的不是经验之果而是经验本身。（1925年，《雨天的书·上下身》）
作为一个时代的负荷者，周作人算不上什么勇士，但亦是庄严的，至少在品味上。他的贡献不是某种象征性，而是具有争议性的存在感。他自称“学匪”，被判为汉奸，死时身边空无一人。1920年的《晨报·附刊》上载着他批判国人的文字：“妥协，顺从，对于生活没有热烈的爱着，也便没有真挚的抗辩。”八十岁时，他在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尚书》里说汤有惭德，不知曾为几人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