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的记述：在沦陷后的写作，便有些不同了，文章仍旧是那么样，但是态度至少要积极诚实一点了。在沦陷中有什么事值得改变态度，积极去干的呢？因为这是在于敌人中间，发表文章也是宣传的一种，或者比在敌人外边的会有效力也未可知。……我因此从日本军部的御用文人方面得到了“反动老作家”的名号，这是很光荣的事……[128]
周作人称自己如此决意为文的原因是“看重汉文的政治作用”，他在晚年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新文学运动在民国政治上所取得的成绩远大于其在文学上的影响力，当时有志于文学的人应当把握的重点是“汉文学的统一性”，并以此来树立民族文学的根基。在《汉文学的前途》附记中，周作人明确地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
不幸而值祸乱，则感想议论亦近平实，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有系维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却大可珍重。……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之维系之力，思想文学语言礼俗，如此而已。……（新文学运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129]
按照周作人自己的说法，以这种立场所写的文章有较为重要的四篇，即《汉文学的传统》（1940年3月）、《中国的思想问题》（1942年11月）、《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1943年4月）、《汉文学的前途》（1943年4月）。（《知堂回想录》，第652页。）从1927年的《闭户读书论》开始，周作人就宣称要避居书斋，远离政治。1935年他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弃文就武》一文，以讽世的语调来拒绝政治。然而，前述四篇文章却有着一贯的叙述方式和内容。一方面，他的全部议论都“尽情呈现前朝老话的姿态”，可谓甘心苦口；另一方面，周氏公开表达以“禹稷精神”为源流的儒家“政治姿态”，这种“儒家人文主义”的落脚点是天下万民的生存。遗憾的是，虽然周作人极认真地重塑中国民族精神的同一性，但在激烈促迫的时代里，他“已经失去了与读者共有时代苦乐的起码条件”。木山英雄在周作人“无可奈何的悲剧”生活中找到一种思想的韧性，即周氏思想内容上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
早在三十年代，他放弃了五四前后的向西方模仿的近代主义，已经怀抱由“复古”而“再生”的文明构思，开始自称“原始儒家”了。如果我们把这两个阶段的思想对照来看，我们不禁要惊叹他思想经历的一种韧性，这是问题的一面。其中还有更微妙的一面，他三十年代的儒家之说不论如何地认真，究竟脱不了韬光养晦的意味。实际上，他仍存在着在激烈的战争和革命的季节里精神或文化同政治之间的无可奈何的矛盾。[130]
周作人没有前进到革命的方向，而是停滞甚至退避到儒家的人情物理中去。他积极关注伦理问题，追求安定，从“饮食男女之欲”出发到承认“他人”（“民族”），这些都是中国礼乐文化的核心部分。这一连续的路向使周作人的文字越到后期越好，这与他的生活正相反。相较而言，鲁迅则在“友与敌”的方向上渐行渐远，成了跌宕自喜的英雄。
周作人在1925年曾公开表示抛弃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重回民族主义的立场，这种“思想的回潮”是Pollard解读周作人的关键问题。Pollard指出，周作人的民族性理论是理解他全部思想的关键所在，或许也是解释他何以成为一个退避学者的主要线索。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强力的称颂似乎没有影响周氏对中国时局的判断，尽管他早在20世纪初就广泛地阅读了这类作品，但并不信奉这些所谓的公理。与其说西方影响了周氏的信念，倒不如说他把西方学者的强大逻辑转化成了自己的余裕。
人是需要余裕的。周作人善于用前人的事物与言语来说明现实生活，读书多，却总能以平实示人以余裕，不超俗，亦不随俗，真是大有根底的人。他的识见来自对历史的独特偏爱，也来自对同胞“有限度的期望”。他始终认为革命于中国而言只是一种自欺而已，“地方上的政治执行者与接受命令的群众之间无沟通可言，因为双方的理想相违”。他在1928年写了一篇题为“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的文章，明确地表达了这种信念：
中国近来讲主义与问题的人都不免太浪漫一点，他们做着粉红色的梦，硬不肯承认说帐子外有黑暗。譬如谈革命文学的朋友便最怕的是人生的黑暗，有还是让他有着，只是没有这勇气去看，并且没有勇气去说，他们尽嚷着光明到来了，农民都觉醒了，明天便是世界大革命！至于农民实际生活怎样的蒙昧、卑劣、自私，那是决不准说，说了即是有产阶级的诅咒。（《永日集》）
“农民生活实况”使当时流行的劳动阶级“仁爱制度”并无乐观前途可言，历史一再证明，过去曾发生过的事将来仍要发生，尤其是在那些坏的方面。因此，中国永远也见不到她以前没有的东西。在未来的舞台上，上演的仍旧是那些老曲目，所不同的只是演员、观众和戏服。五四运动常被冠以新纪元的标签，实则一点也不新。Pollard认为，在汉代的党争，宋朝的学院之争以及明代的东林党中，五四早就前有古人。
周作人把中国人进步的先决条件设定为：知耻并深自追悔，因为一个缠足、吸鸦片、买卖人口的民族，不管她如何崇拜强权也永远强大不了。早在1928年，周作人就表达了这种悲观的态度，他在《谈虎集》后记中说，自己“对各派社会改革的志士仁人”表示尊敬，但是不信仰群众，与各党派也不能做同道，因为他确信“人类之不齐，思想之不能与不可统一”。虽然主张宽容，周作人却宣称“凡过火的事物都不以为好”。
自己的“头脑不是现代的，不知是儒家气呢还是古典气太重了一点，压根与现代的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所以更像是“十八世纪的人”，而且是不太乐观的那种人。毕竟自己“生在达尔文、弗来则之后，哲人的思想从空中落到地上，变为凡人了”。全面接受人的“唯物论”的命运，默默地以儒家的面目书写“人情物理”，这就是周作人的立场，虽没有革命味道，却也是刚健的。
周作人不是那种爱撷取并误用奇诡理论的人，但如Pollard所说：“就我个人的经验，周是文人当中少数几位认真研读西方有关人类兽性的学者之一。”透过周作人对历史、人类学及群众心理的识见，读者可以寻觅到其“思想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