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的巧妙之处在于既解决了自身权力的合法性问题，[108]又能减少流血和增进广东乃至全国人民的福利。陈炯明曾对自己的军阀身份有这样的表述：“吾虽厌兵，但必须掌握军队，方能推动文化事业。”[109]陈的行动也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传统的“仁君”的形象。他在广东积极兴办教育事业，对持不同政见学说的知识分子亦坚用“礼贤下士”的原则多加回护；在军中使用“井田旗”来表达传统理想；在征服广西的文告中，陈坚嘱引用《汉书》中赞扬开国元勋韩信功绩的词语；在统治广东的几年中，陈始终不敢挑战绅士阶层的利益，他曾对彭湃说：“我是怕他们的，你要知道，现在的新社会是绅社会，不是新社会，是万分难做的。”[110]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陈氏思想的基本倾向依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尽管他曾不同程度地接受各种新思想。[111]陈氏的所作所为也向我们证实了谢文孙的判断，即他的经历不能被单纯地看作机会主义者为权力而奋斗的过程。陈炯明之所以与众不同，并非源于他为时代准确无误地表现了思想与信仰的基调，而是因为他象征性地代表了传统中国中一部分活跃而有教养的改革者重建中国的努力。[112]爱默生在1844年对新英格兰改革家的称颂同样适用于陈炯明：改革史上的每一个方案，只要是一个人的天才与性格使然，无论多么激烈，多么惊人，都是美好的，一旦是照搬别人，就显得索然寡味，令人怀疑。……留在该体制内而又胜该体制一筹，再拿出最佳的表现，要比用没有全面的复兴作后盾的单打一的改良措施去攻击邪恶更合适。[113]
沈定一在浙江经历了宪政的种种曲折艰辛，直至抽身而退，重回革命阵营。1921年，浙江督军卢永祥（皖系）为了抵制直系军阀的武力统一而发起了省宪自治运动。在三年时间里，浙江制订了《九九省宪》等100部宪法，列名参与者15000余人，最后分发各县进行全民公决，结果却是不了了之。对于制宪问题，沈定一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把当时的制宪区分为三条道路，并强调三者间绝不能互相冒充。第一种是在联省自治背景下出现的所谓“地盘宪法”，其目的是“不愿为北京政府所吸收，保全自己的地位”。第二种是“一部分人的自治宪法”，即辛亥革命后产生的未竣工的民宪政治，因与第四阶级的劳工及一般妇女不相干，故只是一部分人的德谟克拉西底下的“空招牌”。第三种叫做“革命宪法”，是将来浙江破坏一切制度后的建设大纲。沈定一对于制宪问题的关注在如下的表达中可见一斑：“制宪问题是一个开着门引我们进去努力的机会……政治的中心是什么？便是法律。法律既是群治的中心，所以制宪法是我们个个应注意的。”[114]
而他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是，“宪政”在当时已经成为这样一种概念，即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当下改头换面，转换成“先进”与“落后”或者“文明”与“野蛮”这种普遍的、易于被识别的对立概念时的媒介概念。宪政其实是为士的宏道济世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里，宪法有时是价值的躯壳，有时是富强的路径，有时又是虚拟的言说，但都显得太过单薄，经不起士的打捞保存。这道理还是阿城说得透，辣椒是越吃越辣，辣变成了意义，而辣椒本身反而不重要了。鉴赏家的眼光是藏着买椟还珠的聪明，偶然展露，便可以是一片智慧的刀光。但得有一天江山仍旧入梦，中国迟早会醒过神来。
五、十年相士而不可睹
民国的事，不是一个所谓中心思想或一个道德观念可以包容的，理论更是只能说给无信的人，与对囚人说理无异。政治的现状、经济的现状不过是革命的条件，而革命的底子却必须是文艺复兴，复兴饱满的人文精神。《孟子》说：“霸者之民，欢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言下之意，仁者无敌，以至于民间积蓄了欢喜之气。身处莫可名状的民国世界，沈定一是高来高去，一派天真，但并非纯净无火气。他是浙江省议会的议长，却自嘲不过是“强盗阶级所组织的代议制度机关里面的一员”；他身为地主，却领导了衙前农民运动；作为西山会议派的领导人之一，却呼吁追随者拼死夺权。令人不解的是，这位被孙中山称为“浙江省最有天赋之人”却在1922年写下这样的诗句：“与其做一个不生不死半生半死一年无事的闲人，正不如做一个整年寻死没路的忙人。”（《死》）人是从生活的不可忍受中才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生在一个急于要求完成的时代里，沈定一是有个时代的大疑，想要去抓住它。不过，作为革命者的沈定一，其实多少有点强迫自己，以至于革命亦不能使他归于人的生活。禅宗有句话叫做“至道无难，唯嫌拣择”，是告诫世人不要生出分别心来。沈定一的一生实伤于太实太密，又常常困惑于《老子》的“身与货孰亲”之问。他是不晓得打江山亦只是闲情逸致，如共产党人应修人的诗句“脚步儿轻轻慢慢，捉住你这背刀的小蟹儿”[115]，是有着足以振动天下的时代的朝气。
《老子》说“天地不仁”，故只接引强者，其实“不仁”就是不思考。
与天道无常相比，“尚德不尚力”的人世才有其庄严。这份庄严是曾经让孔子亦震动回味以至忘神失语的。《论语》中有这样的一则：“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当下孔子听了，竟然只顾寻味，忘了回答，要等到南宫适出去了，孔子才清醒过来，感叹赞美道：“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1923年，沈定一发表《凭我，你们只依我来》一文，固执地强调自己的革命立场。他在文中写道：“记得清末锡良问我：‘怎样？才是革命党？’我说：‘实事求是，就是革命党’。不安于旧制度生活的，有志改造社会的，无论站在哪种地位，都有眼前可实行的事实……各个人就实行事业上修养成独来独往的气质，到汇合时，自然成为至坚无隙的团体，自然有个如日中天的主义。”在他看来，脱离实际的革命者与当不了家的皇帝、军阀、资本家无异。对于中国人在思想上的无主见，沈定一这样评论道：“我们中国只想躲懒，贪便宜，趁现成抄袭别个国族的文章，译作本国的文字，自欺地认为自己底作品吗？难道这个牝狮般的母亲，独在中国不会生中国的狮子吗？也许还未曾受孕。”[116]这意思好像是嘲讽国人缺乏男子气，偶有颓丧，就跑到热闹处去张望西方。如此意气的言语并非只是他不羁性格的表现，而是隐含着一个“士”的资格的大问题。
士是人世间的贵人。中国的礼乐文章，向来唯以士能做，不是士与王官（太史）就没资格议论政事。孔子作《春秋》时就很注意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这道理就如同马克思讲文学者的阶级的资格，是正当性的大问题。沈定一对这一问题的看重可见于1913年的《致袁世凯书》。文章开篇便写道：“定一尝相天下士矣，未之见也”，甚至“十年相士而不可睹”。遍数天下英雄，只有袁世凯乃人杰，“宜有位”。至于汤寿潜、章炳麟、蒋智由、汪兆铭、张謇、伍廷芳、李经义等竟然“负名解任，悉屏不用”。这番言论以“忧怆交集”的笔触收尾，十足的圣人气象。中国是个鲜活热闹的民族，而尤其是个政治的民族，天道恢恢成于孔子所言之“六艺”：《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这般的礼乐风景是无论怎样的动荡都有风动四方之姿，而且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在沈定一的时代，中国确实老了，但国人皆各执一学，百工众业亦各以其技有益于世，唯圣贤之志愿无边无尽，故而忧思不尽。沈定一每以国士自居，把历史与革命的弦弹得铮铮响，而到底“不得其死然”。小人趋势，君子徒愤时而已，沈定一对新事物并不拒斥，却总有不平之心，所谓“学书学剑意不平”。在他身后，我们仍是要追问：究竟是学问障了他的人生，还是人生障了他的学问？
沈定一的一生是对中国的未来有种莫名的大志，遗憾的是，这大志与时代的大疑并未在萧邦奇笔下延宕开来，生成史思。英雄豪杰是可以为时代题名的，如刘邦的汉、李世民的唐，孙中山的民国。辛亥革命时已见士的觉醒，而五四反要取消士，以为用科学可以来应对自然界，用民主就可以代替士。讲民主其实是断绝了知性，令士的知性与德性无法融入民间，遂成为乖张之学。萧邦奇注意到社会网络中人的身份的问题，却忽视了士的资格这个基本前提。
沈定一对社会总有敏锐的弹劾，他晓得革命是要除去时代的不洁不净，他更晓得通过宪政的方式很难形成改革的大力，而坍塌下去的现实在议会中往往是不可放置，难断去留。在此意义上，革命的格调永远是尚未成功。革命是个大的誓愿，在豁然开朗处还要天道来成全，如写曹孟德的句子“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便是有在是非、阶级、敌意之上的了悟。一事一物各有一事一物的文字，所谓以声还鸟，以色还花，便是这个道理。司马迁的《史记》遭评为“多爱不忍”，对任侠佞小之辈是多有喜爱。
在这一点上，《血路》也颇费思量，只是眼光未到。苏轼有诗曰：“我生不自量，寸寸挽强功。”沈定一也曾有豪言：“从今后！便要改造江山，也须有个对手。”[117]他的一生从步入仕途到在衙前被刺，是诸般不相宜。这般的莫名其妙恰如后人对于沈定一的评价：“沈玄庐呀沈玄庐，你究竟是金子还是沙子？你究竟是含沙成分高的金子，还是含金成分较高的沙子呢？”[118]其实，沈定一可归入《史记·游侠列传》，有侠情，亦有知性的光。他的反省与珍重皆异于常人，如司马迁所说的“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从来任侠是文魂，沈定一的重量即在于此。
结语
时代的大疑令世人更怀念礼乐中国的安定与秩序。1947年冬，张爱玲在上海的小菜场里与穿着补丁长衫的国人擦身而过后写道：“我们中国本来是补丁的国家，连天都是女娲补过的。”汉唐一路传下来的万家灯火是壮丽的，便是目下的隐忍与勉力为之亦到底是中国式的。“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戏文中的唱词描画出一种“光整”的社会秩序。而现今的“中国的日夜”却是如污泥中的莲花般的颜色，有种略带神秘的心惊胆战：
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安民心，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中国到底。[119]
诗人有权利不解释她的作品，唯其如此，才更神秘。人世间的无聊，常常只因为煞有介事。历史的回归是风尘仆仆的旅程，受思想训练的人常被概念术语禁制住，不如将严密的体系解散开来。
“原来驱使万物如军队，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张爱玲如是说。在沈定一所处的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极端觉悟与极端病态的人其实并不多，斩钉截铁的事物亦不过是例外。军阀失意得意，割据营私，甚至下作难堪，都是中国病的过度表现。他们是中国的不合时宜的补丁，不过仍是“乱纷纷”的自己人，成为军阀，毕竟是一种心理与道德的不可能。军阀为时代创造出一种革命的语境，沈玄庐则试图阻止这种语境形成，做了宪政的补丁。沈没能为时代题名，却在革命中国延续了士的大志、诗意与慷慨。他的一生是学书学剑皆不成，却有着难得的开豁，恰似他笔下的“塑像”般漂亮相宜有胆气：
血海中间翻过身，太阳光里寻生路。
依他塑，依他塑！
塑成之后还要打破他。
他也是过渡。[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