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邦奇（R.Keith Schoppa）的《血路》曾获得1995年美国列文森图书奖，写的却是中国，是宿命，一个当代中国文学中几近缺席的主题。《血路》与沈定一的传奇经历融合在一起，其实是在不经意间接续了《红楼梦》的传统。所不同的是，萧邦奇着力刻画隐藏在制度问题之下的人的命运，强调个体选择对于革命的重要性。革命，用信息时代的语言来讲，内定值（default）是“血路”。如沈定一所说，“革命是一桩越过死线的事”[59]，在军阀时代泼辣刺激的气氛之后，政党政治与革命运动依然埋伏着杀机。沈以“士”的自觉铺陈开革命流程的规模，也见证了宪政失败的宿命结果，却难为时代题名，成了张爱玲笔下的补丁。萧邦奇被学术的眼光禁制住，觅得血路却难为知己。孰为国士？宪政何为？谁人慷慨？这样的问题其实从未困扰中国，只是尚待天道的眼光来成全。
一、萧邦奇的关键词
《血路》试图解释20世纪中国革命的“社会动力机制”问题，沈定一“身份”建构的历史恰好为作者提供了切入点。萧邦奇把革命视为一个“鉴别和确认目标的过程”，并特别强调政治模式、经济力量或意识形态斗争等角度都不能解释这一过程，因为“革命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萧氏在序言中这样描述《血路》一书的基调：“20世纪中国部分人生悲剧正来自于在具有不确定性结果的革命过程中，坚持以特定不易的身份标签看待他人。沈定一之谜与此身份问题相关，他在革命的20年代的生死际遇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身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结果，更是一种即时性的产物。’”[60]
一本书是一个空间，一个旅程，读者必须进入它，在它里面走动并寻找出口。为避免读者迷路，萧邦奇选用三个关键词来透视沈定一与中国革命谜一样的关系。这三个词与时代的气氛无关，却传递着它的色彩、节奏与辛酸的味道。
第一，身份。萧氏对20世纪的中国有着敏锐的感觉，如他所说，在中国寻求新的政治与文化正统的过程中，身份问题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个体在革命中的身份不应该定型化为某个名词，而应该被视为一个动词，放在“延续的变迁的过程”中来考察和解释。革命者的日常行动与决策往往偏离意识形态与政治一致，甚至基于多样性动机。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个体不得不把身份问题与社会、国家、民族及其他人的身份问题联系起来。革命过程产生的压力也强迫个体必须面对自己的身份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要重构自己的身份。[61]
第二，社会网络。萧邦奇强调利用那些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源的社会关系和网络来确认革命成员的地位、身份与信仰、合法性（家族私交、同乡关系、同学关系）等问题。这是一个流动性的过程，“在许多情况下，社会联系和网络将受到革命政治制度的重创甚至毁灭性打击；但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存在，新的政治制度也会受到旧的社会联系和网络的侵蚀和塑造”。最后，“各求各的师，各制各的敌”的革命者几乎都被划分到军队与政党的网络中。[62]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亦是一张筛查不合格分子的网：
民族主义势力，尤其是那种强调通过行动缔造一个现代中国民族的民族主义，已成为（五四之后）另一个日益重要的分水线。尽管通过集体抗议和集会示威也可唤起民族感情，但是行动已日渐被看作民族振兴的最为有力的手段，且已形成明确的目标和系统的步骤：建立政党和军队。为了保证效率，达到预期目的，这两者拒斥任何不合格分子。……缔造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意味着确定未来国家的国体，冠以这一国家的国号，并赋予其以特定的国家内涵。每一种确定国体和冠以国号的努力都排斥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排斥本身就制造了紧张、仇恨和暴力，因而易于诱发个人复仇的冲动——这种复仇情绪将招致革命过程中的个人悲剧。[63]
萧氏指出，革命中的身份形塑过程经常是外力压迫的结果，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即使并不必然引起冲突也是十分危险的。在革命目标统一的同时，把多种身份统一起来也成为紧迫的任务。[64]
第三，空间（场域）。萧邦奇用“空间”来解释革命的动力过程和行动者对革命的理解。萧氏认为在革命历史与人物的研究中，不能把主要角色置于无差别、无场所的世界，应该以强有力的背景意识来理解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网络、结构与动力。[65]他选取上海、杭州及衙前三个明显具有政治意义的区域来为沈定一画像：“在上海，他是革命思想家、记者、共产党、西山会议发言人；在杭州，他是省领导人、党部创建人、工会盟友、国民党清党领导人；在衙前，他则是农民和学生的导师、反地主的地主、进步的改革家。”萧邦奇再三强调的观点是，他并不试图寻求某种一致的历史叙述，相反，他反对“为结构化的现实寻找过去的意义”。李达、茅盾等站在现代优势地位对沈定一和整个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就是一种结构化的历史，这种书写方法忽视了个体选择和偶然事件的影响，因此，既不能解释革命的方向性问题，也不能解释个体塑造革命的过程。[66]
二、笔与枪
在沈定一所处的时代，人们仍然相信“智力文明明显优于臂力文明”，早期民国政治精英文化也十分强调法律和合法程序的重要性。
在袁世凯死后的新政治图景中，议会地位有上升之势，对政治及程序问题的关注集中在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中：“怎么做”与“做什么”同样重要。[67]沈定一心目中也有文人高而武人劣的观念，如他在《笔与枪》中写道：“世界上只有受笔指挥的枪，没有受枪所指挥的笔。”[68]遗憾的是，在科举考试终结仅仅十年后，“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正逐渐被军事精英取代”，武力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沈定一的态度与行动也经历了巨大的转变。
1916年9月4日，在浙江省议会复会的开幕式上，督军吕公望仍摆出军事优先的气势率先致词，希望“议会支持行政机构”。杭州议员张亭林当即反驳道：“议会今后必须约束行政机构的权力。”这番话博得了在场议员如雷贯耳般的掌声。[69]这一场景足以显示共和民主思想在当时的声势。身为议员的沈定一也是个“宪政主义者”，但据记载，沈氏曾对军人的遭遇抱有同情之心：
兵-兵-枪咧，刺刀咧，脚靴、腰弹、肩章、背裘，何等威风，何等气概——但是人民脑筋里却总积了个“盗”与“匪”的影子。原来兵！也是个人。何苦叫人家害怕他呢？一旦从头到脚，脱却精光，依然是个亲亲热热的弟兄哥儿。[70]
1911—1912年，沈定一还曾出钱出力在上海创建学生军团。[71]但是，1917年初北洋军人杨善德派兵进入浙江后，沈对这种军事干预插手政治的方式非常不满。他主张“浙人治浙”，并在1月5日政治集会演讲中表达了对军人的厌恶：
浙江者，我浙江人之浙江也。浙人不能保浙即国人不能保国。况浙江政治冠美全国，不但浙事为浙人之责，即中国全国亦因由浙江人负责。……北兵一至，良民非良民，必将为淫威所劫，而有铤而走险之虞……[72]
沈定一曾视士兵为旧秩序的罪恶代理人，视政客为依附于军阀的“为虎作伥、趋炎附势”的投机分子。军阀与政客不过是“皇帝的细胞与皇帝的缩影”[73]，要打破“十年不能产国宪一字”的困境，当务之急是寻出一个统一的方法来。首先，破“复古”的迷妄，因为复辟党不能作统一的中心；其次，破“威权”的迷妄，因为军阀不能作统一的中心；再次，破“苟安”的迷妄，因为官僚不能作统一的中心；最后，破“人治”的迷妄，因为伟人、革命党不能作统一的中心。[74]在《前途的灯》一文中，沈定一这样写道：
改革事业不当假手于军人的武力。军人的武力只会摧残不会建设，只会杀人不会生人。世界多少先例！改革成功的军人，转眼就立于被改革的地位。其次，不当假手于政客的手腕，政客的革命是帮闲革命，是投机革命，两颗眈眈的眼珠，只注射将来的“权”“利”上……一片患得患失的心理，演成首鼠两端的态度。所以政客的地位，常处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中间。吾们既将军人和政客都撇在改革事业之外，改革的目的能达到与否，就看平民的力量如何。[75]
脆弱的民国有两个艰巨的任务要完成：恢复文官统治和建立代议制政府。
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精英与军人都要做出激烈的转变和选择。1917年，沈定一还极力阻止杨善德的北洋军入浙，但到了1927年，他却对客军入浙积极表态。
如萧邦奇所说：“在短短十年间，政治宪政文化及其对法律与程序的强调即被顺应革命而兴起的尚武风尚吸纳和摧毁。”[76]军人作为合法的行动者进入社会领域始于辛亥革命，尽管持续不断地受到怀疑与指责，但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并不能移除这些宪政的绊脚石。孙中山与陈炯明建立合作关系的尝试再次表明政治精英要实现其理想必须建立军队。
在选择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关键的因素往往是一系列的偶然性事件，而不是人们对各种主义、学说的反应。对此，萧邦奇有精彩的论述：
革命过程不仅仅包括解决中国问题的伟大思想火花，对革命军事路线的采纳以及革命道路上的主要转折点，它也包括日常面临的寻求资金以解决党和个人基本生活需要这样的令人筋疲力尽的问题，包括似乎没完没了的会议和党员登记，包括在网络中和网络间建立联系、巩固友谊等琐碎普通的工作，包括组建党部、办公场地和协会并确保它们正常运转——所有这些又都摆脱不了私怨和急躁，以及不合时宜的疾病、顽固的错误观念、天真的决策和轻易的许诺。除了不多的极富戏剧性的事件——北洋军阀进入浙江、抗租运动、孙中山去世、五卅运动、衙前会议、西山会议、北伐——革命过程的渐进本质则是其更为重要的一面。在这一过程中，后一事件依循前一事件而发生，至于应往哪个方向走，或事态正往哪个方向发展，则似乎毫无准备。[77]
历史与诗歌女神克莱奥（Clio）宿居于细节之处，这是古罗马的智慧，萧邦奇亦是深谙此道的高手。
三、各求各的师，各制各的敌
欲知当年事，只需看当年的文学。老舍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小说《赵子曰》，书中弥漫着一种多少有点难为自己的时代感觉：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军阀与学生。军阀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学生是除了不打军阀，见着谁也值一手杖。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驱，叫老百姓们见识一些“新武化主义”。不打外国人的军阀要是不欺侮平民，根本不够当军阀的资格。不打军阀的学生要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78]
军阀其实是这样的军人：他不比其他军人好，也不比他们坏，就是那么个军人样的军人。因为他的一切都取决于那个时代，就像沙漠里永远也长不出牡丹来。在排满的民族主义革命中，涌现出以政界、军界、商界这样的新词语标识的阶层（萧邦奇称之为“亚文化圈”），其特点是易于识别，但组织松散，在公共事务中更难达成共识。在清末，政界（绅、商、学界）和军界之间因革命而联合，而在之后的共和政治试验中，由于缺乏政治合法性资源的一致协议，各职业群体展开了公开的对抗，拥有实力的军界明显占有优势。[79]这种局面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对年轻人冲击最大。鲁迅笔下的厌世者魏连殳就颇具代表性。为了谋求成功，他放弃自己的信念而从军。后来，这个“就是胡闹，不想办一点正经事”的厌世者暴病而亡，躺在“不妥帖”的衣冠中。鲁迅对魏连殳“最后的戎装”是这样描写的：
一条土黄的军裤穿上了，嵌着很宽的红条，其次穿上去的是军衣，金闪闪的肩章，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级，那里来的品级。到入棺，是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鲁迅：《孤独者》）
军装是权势、地位和个人荣耀的象征，权力的象征有时如同权力本身一样使军人着魔。鲁迅对这一意象的着力刻画突显出文人对尚武文化的轻视，而沈从文则在自己的从军经历中找到了某种“有朝气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80]虽然对当兵这个行当多有讽刺，但沈从文笔下的军人生活充满了“乡下人”的健康快乐。[81]他在《我的教育》中说：“我们的快乐是没有人能用法律取缔的，一直唱歌进到营里，就仿佛从什么远的地方打了胜仗归来。”[82]在《入伍后》一文中，沈从文把社会的敌人界定为“在不合理社会制度下养成的一切权威”，社会崩溃是掌权者的责任，祸首在于政客。当兵虽然是士大夫所不齿的一条路，却是“我们这类人从梦中找不到满足复仇的一条大路！”在这篇作于1926年的文章中，沈从文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对绅士的厌恶之情：
一切的站到幸运上的人，周围的事实是已把他们思想铸定成为了那样怯懦与自私，他们哪能知道一个年青的人在正好接受智慧的时候为生活压下而继续死去是普遍的事实？他们哪能知道他自己以外的还有生活的苦战？那类口诵着陈旧的格言说是“好男不当兵”的圆脸凸肚绅士们，我是常常梦到我正穿起灰衣在大街上见一个就是一个耳刮的。[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