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是一个憨厚老实的庄稼人，一生勤恳，老实巴交。
所有认识我大伯的人都说我大伯脾气好得没话说，从来不对任何人发火，即便是火冒三丈发着脾气的人在他面前，看到他和颜悦色轻言细语，气焰先降了三分。
我们这一代的兄弟姐妹都有一个共同点，全都喜欢大伯，全都怕我爹。喜欢大伯是因为他和蔼慈祥，害怕我爹是因为做错事了我爹能把你说到哭着认错。
大伯家屋后山尖上有一棵柏树，很直，很高，站在树下抬头望，像一支宝剑直插云霄，树根裸露出来一部分，古古怪怪的七湾八扭。
小时候我们爬过很多树，唯独这一棵，我从来没有爬上去过，太直。
小时候老喜欢往我大伯家跑，玩得肚子饿了，我母亲还没有回来，就会去大伯家喊：
“大伯，我饿了。”
大伯母就会用毛巾包一团米饭捏成饭团给我吃。
大概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大伯在修理猪圈的时候，从圈后面的二十多米高的坎上摔了下去，摔断了脊梁，家里人把他背回来的时候已经人事不省，所有人都以为我大伯挺不过来了。
我爹去请来闻名十里八乡的正骨圣手朱老先生，也是后来我的初中班主任文胜先生的老父亲。据说朱老先生没次外出行医的时候，都会去自家竹林里，砍断一棵竹子，然后迅速接上固定，如果接成功了，证明心稳手稳，可以出门行医，如果失败了，证明手不稳，哪怕出再高的价钱他也不会去。
朱老先生很快来了，去了大伯的房间，不一会我爹又出来叫了几个青壮年进去，然后就听到我大伯大声呻吟。
我很是好奇，扒开门缝偷偷看，看到几个人使劲拉着大伯的手脚把他固定在床上，朱老先生赤脚在大伯背上踩，每动一下我大伯就一声惨叫。我在门口吓得目瞪口呆，被我母亲把我一把拉开了。
再后来没过几天，我大伯就能坐起来吃东西了。再后来我大伯就好了，除了不能干重活，还可以下地劳动了，跟正常人一样，直到去世。
晚年的大伯开始咳嗽，咳嗽得喘不过气来，一声接一声断不开。渐渐的咳嗽出浓浓的痰，咳嗽加上气喘憋得脸紫胀通红，到后来干脆咳出血丝。
大伯去世的时候我在县城上高中，那时候我爹我母亲都已经远走上海为生存奔波了，三伯父也跟着两个女儿在上海。
二伯的儿子在另一个镇教书，他骑着摩托车去我的学校带我回家，雨大得睁不开眼睛。我们到安场镇上买了一串鞭炮，然后一路疾驰，可上山的时候公路塌方堵了去路，又掉回头来沿岭脚城乡公路绕了一个大圈，从管理区集上山。
兄弟俩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一路颠簸挣扎着往家赶，平时县城骑车回家只要两个小时，我们花了六个多小时才到家，浑身泥水。
放完鞭炮后去看了大伯父的遗容，棺材里的大伯父静静躺在那里，脸上盖着钱纸，我拼命忍住眼泪，鼻子酸得发疼，我转过头去了二伯父家看我公去了。那之后我一直我陪着我公，直到大伯父的棺材出门的时候，我才出来，送大伯上山。
我公在火炉边静静的坐着一直沉默，很少开口说话，也没有流泪，坐累了就起身上床睡觉，睡醒了又起来火炉边坐着。看着八十多岁的我公，我在想，人生三大苦：幼年丧母，中年丧妻，老年丧子，我公全都经历过一遍了。
三年后，大伯母也中风瘫痪，卧床半年后逝去了，那时候我也远离故土在外省，没有来得及赶回来送她。
后来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拿毛巾包一团米饭，捏成饭团自己吃。但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样的米，捏出来的饭团终究没有大伯母捏的饭团那样的味道。
我结束对自己的放逐回到家的时候，我大哥在老家承包大面积的土地种烤烟，赚下了钱已经把原来我公给我大伯做的石头房子拆了，在原来的屋基上做了三层水泥砖房，四周墙上钢化粉涂得富丽堂皇，再在顶层盖了琉璃瓦，气势恢宏，大气凌然。
屋后山尖上的那棵柏树也砍掉了，地面被推平了让车好通过。我站在以前的柏树的地方，抬头看着蓝盈盈的天空，只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好像缺失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