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很脆弱的，灵魂是很脆弱的，心灵是很脆弱的。
一个人生前的言行，决定了他死后的毁誉。所以上了年纪的老人们都说，人一辈子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知道身后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不管怎么样，总归都是一路在前行，前行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事，淡然处之，或者静静地等着事情结束就好。
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战士，一刻不停地与自己战斗着，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有人一蹶不振也有人越挫越勇；有人迷茫不知道前路方向，也有人清醒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人们习惯于把自己的思想寄托在渺茫的事物上，而忘记了给自己一个坚定的信念。
活得清醒的人是痛苦的，他们的痛苦来源于他们清醒的知道自己为什么痛苦，却无能为力。
人们通常习惯于埋怨，埋怨生活里的琐碎事，埋怨家人的疏忽和错误，埋怨别人不顾及自己的感受，埋怨命运的不公。由埋怨而争吵，由争吵而大打出手，于是更加确信自己埋怨得对。
东柳是远公的女人，我们都不喊她远婆，都喊她的名字东柳。一个人活着的时候能让所有的邻居乡亲都怨憎，死了却又都念念不忘随时能提到她，不得不说这也能算活到一个新的高度。
东柳有齁病，说话都呼次带喘的，大白天走路都缩手缩脚，佝偻着背披头散发，一年四季都穿着厚厚的衣服，即使夏天也穿着厚外套。人也懒，衣服换洗得并不勤快，所以一年四季看起来都脏兮兮的。而且常年都想得了重感冒似的，滴着清鼻涕，时不时的咳嗽几声。
东柳气性不好，常常骂骂咧咧的，也因此常常跟邻里的女人吵嘴甚至打架。村里的人没有几个是没被她骂过的，而且语言极其恶毒，所以村里人都特别的讨厌她。小孩子更是远远见到就退避三舍，家里的大人早就提醒过，离那个疯女人远点。
远公和东柳有一儿一女，都是初中没有混毕业，就早早地出门打工去了。再后来大女儿回来嫁了人，儿子也带了一个外地媳妇回来，还带回来一个孙子。东柳高兴坏了，消停了好几年，不再抑郁暴躁，不再骂人打架，逢人就是笑脸相迎，时常背着孙子满山溜达。
她的儿子和媳妇在家没有待多久，只是陪了孩子几个月，孩子习惯了家里的生活了，小两口又出去打工去了。留下嗷嗷待哺的幼小的孩子在家里，东柳忙碌起来了，也勤快了一段时间，每天给小孙子换洗，自己也开始穿得干净了些。每天背着孙子出门，去园子土里忙活种菜，路上依依哇哇的一直不停地跟孩子说着什么，仿佛把平时咒骂别人的功夫全都用在了哄孩子上了。
然而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小孙子一岁多开始调皮捣蛋到处跑了，而东柳的耐心似乎也在这一年多用尽了。于是又开始了骂骂咧咧的，又开始邋遢，又开始惹着人打架。
之后的几年里她的儿子每年都会回来看看，只是媳妇再也没有回来过，据说是跟人跑了，只是留下一个孩子孤零零地望眼欲穿。等到孩子四五岁了，开始送到学校读学前班了，东柳闲下来了，又开始满村子溜达，逢人不再笑脸相迎了，恢复了从前的骂骂咧咧。
小孙子在读一年级的时候，发了一次高烧，东柳跟远公都没有重视，只是家里的感冒药随便给他吃了些就哄着睡觉了，半夜醒来看看孩子，已经烧糊涂了。远公急忙背了上岭中土医师家，打了一针退烧药，又急急忙忙背着下岭去医院，守了两天两夜，终于退了烧。医生说是脑膜炎，送来的时间已经晚了，以后可能对智力有影响，如果再晚送来一段时间，可能孩子的生命都保不住。
从这以后，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老是从教室里跑出来，跑到山上去田里玩，不爱回学校上课。校长文昌先生一次次急得焦头烂额，漫山遍野去找孩子，找回来了没多大一会又不见了。文昌先生家访多次，但看到远公家这德行，一次次摇着头叹息着回去了，一脸无奈郁闷。
东柳一如既往的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邋遢，不管不顾，却在孙子病了以后的第二年自己也病倒了，而且是病来如山倒，躺在床上再也没起来过。她的儿子回来了，带着她去了大医院检查，医生说已经是肝癌晚期，建议回家疗养。
东柳回到家里不到两个月就死了，葬礼冷冷清清，邻里除了请到了需要来帮忙的，也没有谁愿意到她家去送她一程。生前得罪的人太多，即便死后亦得不到别人的谅解。
东柳死后，她的儿子安顿完了，又独自去了沿海羊城打工。远公独自在家带着半傻的小孙子，小孙子特别淘气，经常偷偷跑到别人的家里，趁人不注意跑到卧室里找好吃的。他也不偷东西，不拿钱，只翻吃的东西，或者把卧室搞得乱七八糟。
远公根本无法管束，说他打他也无济于事，他也不会哭，只乖乖的站着挨打挨骂，然后下一次继续。所以这个孩子继东柳之后成了又一个人人讨厌的人，不管到了谁家，只要看到他来了，就往外赶。孩子也怕挨打，见到人赶就立刻离开，去下一家溜达。。
后来远公实在没办法，带着他去了县城，把他送到了寄宿学校，自己租了个房子在县城工地上打零工。最后一次见到远公的时候是在邻居搬家宴席上，远公满头白发，佝偻着背，话语不多，见到我只点点头，然后转身走了。
村里现在只留下了东柳的传说，哪家女人太泼辣，人们都说，看吧第二个东柳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