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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记忆与印象2(5)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惟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时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后抚着我的肩膀了。那时她五十多接近六十岁,头发黑而且茂密,只是脸上的皱纹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样。她问我的病,问我平时除了写写还干点儿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倘是现在,我一定就能听出她是个真正的内行了;二十多年过去,现在要是让我给初学写作的人一点儿忠告,我想也是这句话。她并不多说的原因,还有,就是仍不想让人知道那个云遮雾罩的梅娘吧。

  她跟我们说笑了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说“下午还有事,我得做饭去了”,说罢几步跳上台阶走进院中。瑞虎说,她刚在街道上干完活回来,下午还得去一户人帮忙呢。“帮什么忙?”“其实就是当保姆。”“当保姆?孙姨?”瑞虎说就这还得瞒着呢,所以她就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当保姆,越远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历史,谁还敢雇她?

  她的什么历史?瑞虎没说,我也不问。那个年代的人都懂得,话说到这儿最好止步;历史,这两个字,可能包含着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险,可能给你带来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灾难。一说起那个时代,就连“历史”这两个字的读音都会变得阴沉、压抑。以至于我写到这儿,再从记忆中去看那条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阳光暗淡下去,鸽子瑟缩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风卷起尘土,卷起纸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卖声在小巷里流窜;倘这时有一两个伛背弓腰的老人在奋力地打扫街道,不用问,那必是“黑五类”,比如右派,比如孙姨。

  其实孙姨与瑞虎家并不是亲戚,孙姨和瑞虎的母亲是自幼的好友。孙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几十年中两家人过得就像一家。曾经瑞虎家生活困难,孙姨经常给他们援助,后来孙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顾着孙姨的孩子。这两家人的情谊远胜过亲戚。

  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她的儿子刚刚去世。孙姨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小女儿早在她劳改期间就已去世。儿子和小女儿得的是一样的病,病的名称我曾经知道,现在忘了,总之在当时是一种不治之症。残酷的是,这种病总是在人二十岁上下发作。她的一儿一女都是活蹦乱跳地长到二十岁左右,忽然病倒,虽四处寻医问药,但终告不治。这样的母亲可怎么当啊!这样的孤单的母亲可是怎么熬过来的呀!这样的在外面受着歧视、回到家里又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儿女先后离去的母亲,她是靠着什么活下来的呢?靠她独自的歌声?靠那独自的歌声中的怎样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像,到现在也不敢问。要知道,那时候,没有谁能预见到“右派”终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经常在想起我的母亲的时候想起孙姨。我想起我的母亲在地坛里寻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孙姨,那时她在哪儿并且寻找着什么呢?我现在也已年过半百,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心中最深切的祈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亲当年的苦难,从而越来越多地想到孙姨的当年,她的苦难惟加倍地深重。

  我想,无论她是怎样一个坚强而具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儿一定是她决心活下去并且独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儿叫柳青。毫不夸张地说,她是我写作的领路人。并不是说我的写作已经多么好,或者已经能够让她满意,而是说,她把我领上了这条路,经由这条路,我的生命才在险些枯萎之际豁然地有了一个方向。

  一九七三年夏天我出了医院,坐进了终身制的轮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这终身制终于会怎样结束。这时候柳青来了。她跟我聊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点儿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写点儿什么的。”那时她在长影当导演,于是我就迷上了电影,开始写电影剧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写了三万自以为可以拍摄的字,柳青看了说不行,说这离能够拍摄还差得远。但她又说:“不过我看你行,依我的经验看你肯定可以干写作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继续写,目标只有一个——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银幕上。我差不多是写一遍寄给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诉我:“这一稿真的不错,我给叶楠看了他也说还不错。”我记得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从那时起,彩蛋也不画了,外语也不学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写作了。

  大约就是这时,我知道了孙姨是谁,梅娘是谁;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时就是那个给人当保姆的孙姨。

  又过了几年,梅娘的书重新出版了,她送给我一本,并且说“现在可是得让你给我指点指点了”,说得我心惊胆战。不过她是诚心诚意这样说的。她这样说时,我第一次听见她叹气,叹气之后是短暂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着梅娘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必上演着中国几十年的坎坷与苦难。往事如烟,年轻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这中间,她本来可以有多少作品问世呀。

  现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儿给孙姨预备好了房子,预备好了一切,孙姨去过几次,但还是回来。那儿青天碧水,那儿绿草如茵,那儿的房子宽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园,空气干净得让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孙姨说那儿真是不错,但她还是回来。

  她现在一个人住在北京。我离她远,又行动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两回,她打电话给我,说见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要不要我给你翻译出来?”再过几天,她就寄来了译文,手写的,一笔一画,字体工整,文笔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亲也在国外。瑞虎的姐姐时常去看看孙姨,帮助做点儿家务事。我问她:“孙姨还好吗?”她说:“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过脑子还是那么清楚,精神头旺着呢!”

  M的故事

  多年以前,一个夏天的中午,阵雨之后阳光尤其灿烂,在花园里,一群孩子跳跳唱唱地像往常那样游戏。

  有个七岁的小姑娘,M,正迷恋着写字;她蹲在路旁的水洼边,用手指蘸着雨水,在已经干燥的路面上写她刚刚学会的字。可能是写不好,也可能是写到一半,字迹就让炽热的阳光吸干了,小姑娘有些扫兴。她离开那儿。

  走到树阴下的一道矮墙边,她已经又快乐起来。她爬上矮墙。

  她坐在矮墙上荡着双腿,欣赏她的糖纸,一张张地翻看,把最暗淡的排在最后,在最可心的上面亲一下。可能是那矮墙还有些潮湿,很凉,她想换个姿势蹲着。但这过程中她发现站在矮墙上的感觉其实更好,蹲下了又站起来。高高地站在那矮墙上,没来由地让她兴奋,她喊:“嘿——,看我呀你们!”

  孩子们都驻步看她,向她仰起羡慕的笑脸。大概是这感觉让她有所联想,七岁的小姑娘整理一下衣裙,快乐地宣布:“我是毛主席!”

  孩子们似乎也都激动,仰起着笑脸向她围拢。

  但是,一个个笑脸忽然僵滞,笑容慢慢收敛。

  因为有个声音说:“M,你反动!”

  整整那一个夏天,M的全家都在担忧。

  尤其傍晚,窗外,院子里,孩子们依旧唱唱跳跳地玩耍;忽不知是谁想起了M,想起了她的“罪行”,或是想起了“声讨”的快乐,于是乎孩子们齐声地喊:“M,反动!M,反动!M,反动……”虽不过是孩子们别出心裁的游戏,M全家却听得胆战心惊。

  全家人惟低头吃着晚饭,谁也不说话。

  “反动!反动!反动……”那声音随晚风一浪一浪飘进家中,撞上屋中的死寂,一声声都似尖厉,拖着空旷的回音。

  晚饭草草结束。

  洗碗的声音轻得不能再轻。

  随后,家里的灯都熄掉。

  月光开始照耀。“声讨”仍在继续。

  全家人这儿一个那儿一个坐在月影里,默默地听着,不去反驳,不去制止。爸和妈偶尔去窗边望望,只盼那孩童的游戏自生自灭,惟恐引得大人们当真。

  主要的问题是,从那天起,没有人跟M玩了。

  从那天开始,小姑娘M害怕起大喇叭的广播,怕广播中会出现她的名字。

  那时候广播喇叭无处不在,吊在楼顶,悬在杆头,或藏在茂密的树冠里。

  那个夏天剩下的日子,七岁的小姑娘常常独自走进花园,对着寂静的花草,对着飞舞的蜜蜂和蝴蝶,对着风,祈祷,对着太阳诉说自己的无辜,或忠诚。

  “那天我错了,但我不是那样想的。”

  “我真的不是那样想的,向毛主席保证!”

  “我是怎么想的,毛主席他不会不知道。”

  她听见蝉歌唱得悠然,平静,心想大概不会有什么事了。

  她听见大喇叭里正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心想,看来不会有事了。

  她知道,一般出事前总是播放“拿起笔做刀枪”那样的歌,歌一完,广播里就会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说他干了什么和说了什么,说他是反革命。可现在没有,现在并没播放那样的歌。是吗?再听听。没错儿,现在又播放样板戏了。

  小姑娘长长地吐一口气,坐下,看天边的晚霞慢慢暗淡下去。

  但是,没人跟她玩了。这才是真正的恐惧。

  她盼望着有人来跟她玩。但她盼望的并不是游戏的快乐,而是孩子们能够转变对她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疑难。

  一颗七岁的心,正在学会着根据别人的脸色来判断自己的处境。

  一颗七岁的心已经懂得,要靠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但是,有什么办法吗?

  她想起家里还有一罐水果糖。无师自通,她有了一个小小的诡计:给孩子们发糖,孩子们就会来跟她玩了。每人发一块,他们就会重新喜欢她了。

  爸和妈都不在家。她冲孩子们喊:“喂——真的,我家有好多好多糖呢!”

  糖罐放在柜顶上。她蹬着椅子,椅子上面再加个小板凳,孩子们围着她,向她仰起笑脸。她吃力地取下糖罐,心里又松一口气——本来还怕够不到那糖罐呢。

  孩子们便跟她一起唱唱跳跳地玩了,像以前一样,惟比以前多出了一个目的。

  “还有糖吗?”

  “看,还多着呢。”

  她再给每人都发一块。

  孩子们慢慢忘记着“反动”的事,单记得那罐子里的糖果色彩繁多。

  “我想再吃一块绿色的行吗?”

  “紫色的,我还没吃过紫色的呢!”

  又是每人一块。

  那年月,糖果并不普通。所以爸爸把它放在了柜顶上。但七岁的小姑娘已经顾不得糖果的珍贵了,惟在心里感动着它们的作用。

  工间操,妈妈回来了,她让孩子们躲在床下。妈妈走了,她把孩子们放出来。她怕孩子们离开,再给每人发一块,她怕孩子们一离开就又会想起“反动”。

  孩子们很快就摸出了一个诀窍——以“离开”相威胁,或以“再来”相引诱,就能够一次次得到糖果。

  甚至到了傍晚,孩子们要回家了,走到门口又站住。

  “再吃最后一块吧?”

  “行,那你们明天还来吗?”

  “要不两块吧,最后的。”

  “明天你们还来,行吗?”

  多年以后,小姑娘早已成年,我把我写的这个故事给她看。看罢,她沉吟许久,竟出人意料地说:好像不是这样——

  “好像不这么简单。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大对。”

  “哪儿?”我问,“什么地方不对?”

  她说是结尾。“我给他们糖,不是想让他们不走,不是想让他们再来,而是想让他们快走吧。最后再给你们每人两块,我是想让他们别再来了。”

  “为什么?你不是害怕没人跟你玩吗?”

  “噢,是呀……”

  “那,为什么又不想让他们再来?”

  “噢,太久了真是太久了,我自己都有点儿忘了。”

  她慢慢地踱步,慢慢地追忆:“因为,他们不走,他们就还会要。他们要是再来,我想他们一定还会要。可罐子里的糖,已经少了很多。”

  “你是害怕妈妈发现?”

  “不,我可能倒是希望她发现。她没发现,我心里反而难过。”

  “最后呢,她发现了吗?”

  “没有,她一直都没发现。”

  “照理说她应该不难发现啊?”

  “是呀。不过也许,她早就发现了。也许她是故意不发现的。”

  B老师

  B老师应该有六十岁了。他高中毕业来到我们小学时,我正上二年级。小学,都是女老师多,来了个男老师就引人注意。引人注意还因为他总穿一身褪了色的军装;我们还当他是转业军人,其实不是,那军装有可能是抗美援朝的处理物资。

  因为那身军装,还因为他微微地有些驼背,很少有人能猜准B老师的年龄。“您今年三十几?”或者:“有四十吗,您?”甚至:“您面老,其实您超不过五十岁。”对此B老师一概以微笑作答,不予纠正。

  他教我们美术、书法,后来又教历史。大概是因为年轻,且多才多艺,他又做了我们的大队总辅导员。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我记得,大队日过得开始正规;出旗,奏乐,队旗绕场一周,然后各中队报告人数,唱队歌,宣誓,各项仪式一丝不苟。队旗飘飘,队鼓咚咚,我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庄严。B老师再举起拳头,语气昂扬:“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孩子们齐声应道:“时刻准备着!”那一刻蓝天白云,大伙儿更是体会了神圣与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