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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记忆与印象2(6)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真是废话)。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表扬与批评”,以及从书上摘来的“**日记”,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子,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子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像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白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褪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姑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他好像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

  礼拜日我在学校写板报,常见他和G老师一起在盥洗室里洗衣服,一起在办公室里啃烧饼。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只剩了B老师一人,他坐办公桌前看书,认真地为自己改善着伙食——两个烧饼换成了一包点心。

  “G老师呢?”

  “回家了。”

  “老家?”

  “欸——”他伸手去接一块碎落的点心渣,故这“欸”字拐了一个弯。点心渣到底是没接住,他这才顾上补足后半句:“她在北京有家了。”

  “她家搬北京来了?”

  B老师笑了,抬眼看我:“她结婚了。”

  G老师结婚了?跟谁?我自知这不是我应该问的。

  B老师继续低头享受他的午餐。

  可是,这就完了?就这么简单?那,B老师呢?我愣愣地站着。

  B老师说:“板报写完了?”

  “写完了。”

  “那就快回家吧,不早了。”

  多年以后我摇了轮椅去看B老师,听别的老师说起他的婚姻,说他三十几岁才结婚,娶了个农村妇女。

  “生活嘛,当然是不富裕,俩孩子,一家四口全靠他那点儿工资。”

  “不过呢,还过得去。”

  “其实呀,曾经有个挺好的姑娘喜欢他,谈了好几年,后来散了。”

  “为什么?咳,还说呢!人家没嫌弃他,他倒嫌弃了人家。女方出身也不算好,他说咱俩出身都不好将来可怎么办?他是指孩子,怕将来影响孩子的前途。”

  “那姑娘人也好,长得也好,大学毕业。人家瞧上了你,你倒还有条件了!”

  “那姑娘还真是瞧上他了,分手时哭得呀……”

  “我们所有的老师都劝他,说出身有什么关系?你出身好?”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是出身好我干吗不娶她?”

  “B老师呀,可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要我说呀,他是聪明了一时,糊涂了一世!”

  “也不知是赌气还是怎的,他就在农村找了一个。这个出身可真是好极了,几辈子的贫农,可是没文化,你说他们俩坐在一块儿能有多少话说?”

  “他肯定还是忘不了先前那个姑娘。大伙儿有时候说起那姑娘,他就躲开。”

  “不过现在他也算过得不错,老婆对他挺好,一儿一女也都出息。”

  “B老师现在年年都是模范教师,区里的,市里的。”

  七几年我见过他一回,那身军装已经淘汰,他穿一件洗得透明的“的确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

  正是“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的年代。他站在楼前的花坛边跟我说话,一群在校的学生从旁走过,冲他喊:“白鸡脖,上课啦!”他和颜悦色地说:“上课了还不赶紧回教室?”我很想教训教训那帮孩子,B老师劝住我:“咳没事,这算什么?”

  八几年夏天我又见过他一回,“的确良”换成一件T恤衫,但还是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这一回,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恭恭敬敬地叫他B校长了。

  “B校长,该走了!”有人催他。

  “有个会,我得去。”他跳上自行车,匆匆地走了。

  催他去开会的那个老师跟我闲聊。

  “B校长入党了,知道吗?”

  “怎么,他才入党呀?”在我的印象里B老师早就是党员了。

  “是呀,想入党想了一辈子。B校长,好人哪!可世界找不着这么好的人!”

  那老师说罢背起手,来回踱步,看天,看地,脸上轮换着有嘲笑和苦笑。

  我听出他话里有话,问:“怎么了?”

  “怎么了?”他站住,“百年不遇,偏巧又赶上涨工资!”

  “那怎么了,好事呀?”

  “可名额有限,群众评选。你说现在这事儿邪不邪?有人说你老B既然入了党还涨什么工资?你不能两样儿全占着……”

  这老师有点儿神经质,话没说完时已然转身撤步,招呼也不打,惟远远地在地上留下一口痰。

  庄子

  “庄子哎!回家吃饭嘞——”我记得,一听见庄子的妈这样喊,处处的路灯就要亮了。

  很多年前,天一擦黑,这喊声必在我们那条小街上飘扬,或三五声即告有效,或者就要从小街中央一直飘向尽头,一声声再回来,飘向另一端。后一种情况多些,这时家家户户都已围坐在饭桌前,免不了就有人叹笑:瞧这庄子,多叫人劳神!有文化的人说:庄子嘛,逍遥游,等着咱这街上出圣人吧。不过此庄子与彼庄子毫无牵连,彼庄子的“子”读重音,此庄子的“子”发轻声。此庄子大名六庄。据说他爹善麻将,生他时牌局正酣,这夜他爹手气好,一口气已连坐五庄,此时有人来报:“道喜啦,带把儿的,起个名吧。”他爹摸起一张牌,在鼻前闻闻,说一声:“好,要的就是你!”话音未落把牌翻开,自摸和!六庄因而得名。

  庄子上边俩哥俩姐。听说还有几个同父异母的哥姐,跟着自己的母亲住在别处。就是说,庄子他爹有俩老婆——旧社会的产物,但解放后总也不能丢了哪个不管。俩老婆生下一大群孩子。庄子他爹一个普通职员,想必原来是有些家底的,否则敢养这么多?后来不行了,家底渐渐耗尽了吧,庄子的妈——三婶,街坊邻居都这么叫她——便到处给人做保姆。

  我不记得见过庄子的父亲,他住在另外那个家。三婶整天在别人家忙活,也不大顾得上几个孩子,庄子所以有了自由自在的童年。哥姐们都上学去了,他独自东游西逛。庄子长得俊,跟几个哥姐都不像。街坊邻居说不上多么喜欢他,但庄子绝不讨人烦,他走到谁家就乐呵呵地在谁家玩得踏实,人家有什么活他也跟着忙,扫地,浇花,甚至上杂货铺帮人家买趟东西。人家要是说“该回家啦庄子,你妈找不着你该担心了”,他就离开,但不回家,唱唱跳跳继续他的逍遥游。小时候庄子不惹事,生性腼腆,懂规矩。三婶在谁家忙,他一个人玩腻了就到那家院门前朝里望,故意弄出一些声响;那家人叫他进来,他就跑。三婶说“甭理他,冻不着饿不着的没事儿”,但还是不断朝庄子跑去的方向望。那家人要是说“庄子哎快过来,看我这儿有什么好吃的”,庄子跑走一会儿就还回来,回来还是扒着院门朝里望,故意弄出些响声。倘那家人是诚心诚意要犒赏他,比如说抓一把糖给他,庄子便红了脸,一边说着“不要,我们家有”,一边把目光转向三婶。三婶说“拿着吧,边儿吃去,别再来讨厌了啊”,庄子就赶紧揪起衣襟,或撑开衣兜。有一回人家故意逗他:“不是你们家有吗,有了还要?”谁料庄子脸上一下子煞白,揪紧衣襟的手慢慢松开,愣了一会儿,扭头跑去再没回来。

  庄子比我小好几岁,他上了小学我已经上中学;我上的是寄宿学校,每星期回家一天,不常看见他了。然后是“文革”,然后是插队。

  插队第一年冬天回北京,在电影院门前碰见了庄子。其时他已经长到跟我差不多高了,一身正宗“国防绿”军装,一辆锰钢车,脚上是白色“回力”鞋,那是当时最时髦的装束,狂,份儿。“份儿”的意思,大概就是有身份吧。我还没认出他,他先叫我了。我一愣,不由得问:“哪儿混的这套行头?”他“咳”一声,岔开话茬儿:“买上票了?”我说人忒多,算了吧。正在上演的是《列宁在一九一八》,里面有几个《天鹅湖》中的镜头,引得年轻人一遍一遍地看,票于是难买。据说有人竟看到八遍,到后来不看别的,只看那几个镜头;估摸“小天鹅”快出来了才进场,举了相机等着,一俟美丽的大腿勾魂摄魄地伸展,黑暗中便是一片“嘁里咔嚓”按动快门的声音。对“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这算得人体美的启蒙一课。庄子又问:“要几张?”我说:“你有富余的?”他摇摇头:“要就买呗。”我说:“谁挤得上去谁买吧,我还是拉倒。”庄子说:“用得着咱挤吗?等那群小子挤上了帮你买几张不得了?”“哪群小子?”庄子朝售票口那边扬了扬下巴:“都是哥们儿的人。”售票口前正有一群“国防绿”横拥竖挤吆三喝四,我明白了,庄子是他们的头儿。我不由得再打量他,未来的庄子绝非蛮壮鲁莽的一类,当是英武、风流、有勇有谋的人物。“怎么着,没事跟咱们一块玩玩儿去?”他说。我没接茬儿,但我懂,这“玩玩”必是有异性参与的,或是要谋求异性参与的。

  插队三年,又住了一年多医院,两条腿彻底结束了行程,我坐着轮椅再回到那条小街上,其时庄子正上高中。我找不到正式工作,在家待了些日子就到一家街道工厂去做临时工。那小工厂的事我不止一次写过:三间破旧的老屋里,一群老太太和几个残疾人整天趴在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画山水楼台,画花鸟鱼虫,画才子佳人,干一天挣一天的钱。我先是一天八毛,后来涨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