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他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9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他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分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待，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了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惟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惟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是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阴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
没人还能顾及到小恒。
是小恒自己出来的。他从人群里钻出来。
小恒满面泪痕，走到他妈跟前，接过红卫兵的皮带，“啪！啪啪！啪啪啪……”那声音惊天动地。
连那几个红卫兵都惊呆了。在场的人后退一步，吸一口凉气。
小恒妈一如木桩，闭上双眼，倒似放心了的样子。
“啪！啪啪！啪啪啪……”
没人去制止。没人敢动一下。
直到小恒手里的皮带掉落在地，掉落在波浪似的绸缎上。
小恒一动不动地站着。小恒妈一动不动地跪着。
老海棠树上，蜻蜓找到了午间的安歇地。一只蝴蝶在院中飞舞。蝉歌如潮。
很久，人群有些骚动，无声地闪开一条路。
警察来了。
绫罗绸缎扔上卡车，小恒妈也被推上去。
小恒这才哭喊起来：“我不走，我不走！哪儿也不去！我一个人在北京！”
在场的人都低下头，或偷偷叹气。
一个老民警对小恒说：“你还小哇，一个人哪儿行？”
“行！我一个人行！要不，大妈大婶我跟着你们行不？跟着你们谁都行！”
是人无不为之动容。
这都是我后来听说的。
再走进那个院子时，只见小恒家的门上一纸封条、一把大锁。
老海棠树已然枝枯叶落。落叶被阵阵秋风吹开，堆积到四周的台阶下，就像不久前屏息颤栗的人群。
家里，不见了奶奶，只有奶奶的针线笸箩静静地躺在床上。
我的良心仍不敢醒。但那孱弱的良心，昏然地能够看见奶奶独自走在乡间小路上的样子。还能看见：苍茫的天幕下走着的小恒，前面不远，是小恒妈踽踽而行的背影。或者还能看见：小恒紧走几步，追上母亲，母亲一如既往搂住他弱小且瑟缩的肩膀。荒风落日，旷野无声。
老海棠树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儿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桠，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待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树桠，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的海棠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叨唠：“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艺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阴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缘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刷啦——刷啦——”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啦刷啦”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儿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艺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阴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孙姨和梅娘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一九七二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惟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五七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儿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也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