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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记忆与印象2(3)


  小项猜对了。小项那样说的时候,我正在写一个电影剧本。那完全是因为柳青的鼓励。柳青,就是长影那个导演。第一次她来看我就对我说:“干吗你不写点儿什么?”她说中了我的心思,但是电影,谁都能写吗?以后柳青常来看我,三番五次地总对我说:“小说,或者电影,我看你真的应该写点儿什么。”既然一位专业人士对我有如此信心,我便悄悄地开始写了。既然对我有如此信心的是一位导演,我便从电影剧本开始。尤其那时,我正在一场不可能成功的恋爱中投注着全部热情,我想我必得做一个有为的青年。尤其我曾爱恋着的人,也对我抱着同样的信心——“真的,你一定行”——我便没日没夜地满脑子都是剧本了。那时母亲已经不在,通往交道口的路上,经常就有一对暂时的恋人并步而行(其实是脚步与车轮)。暂时,是明确的,而暂时的原因,有必要深藏不露——不告诉别人,也避免告诉自己。但是暂时,只说明时间,不说明品质,在阳光灿烂的那条快乐的路上,在雨雪之中的那家影院的门廊下,爱恋,因其暂时而更珍贵。在幽暗的剧场里他们挨得很紧,看那辉煌的银幕时,他们复习着一致的梦想:有一天,在那儿,银幕上,编剧二字之后,“是你的名字”——她说;“是呀但愿”——我想。

  然而,终于这一天到来之时,时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暂时。我独自看那“编剧”后面的三个字,早已懂得:有为,与爱情,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领域。但暂时,亦可在心中长久,而写作,却永远地不能与爱情无关。

  珊珊

  那些天珊珊一直在跳舞。那是暑假的末尾,她说一开学就要表演这个节目。

  晌午,院子里很静。各家各户上班的人都走了,不上班的人在屋里伴着自己的鼾声。珊珊换上那件白色的连衣裙,“吱呀”一声推开她家屋门,走到老海棠树下,摆一个姿势,然后轻轻起舞。

  “吱呀”一声我也从屋里溜出来。

  “干什么你?”珊珊停下舞步。

  “不干什么。”

  我煞有介事地在院子里看一圈,然后在南房的阴凉里坐下。

  海棠树下,西番莲开得正旺,草茉莉和夜来香无奈地等候着傍晚。蝉声很远,近处是“嗡嗡”的蜂鸣,是盛夏的热浪,是珊珊的喘息。她一会儿跳进阳光,白色的衣裙灿烂耀眼,一会儿跳进树影,纷乱的图案在她身上漂移、游动;舞步轻盈,丝毫也不惊动海棠树上入睡的蜻蜓。我知道她高兴我看她跳,跳到满意时她瞥我一眼,说:“去——”既高兴我看她,又说“去”,女孩子真是搞不清楚。

  我仰头去看树上的蜻蜓,一只又一只,翅膀微垂,睡态安详。其中一只通体乌黑,是难得的“老膏药”。我正想着怎么去捉它,珊珊喘吁吁地冲我喊:“嘿快,快看哪你,就要到了。”

  她开始旋转,旋转进明亮,又旋转得满身树影纷乱,闭上眼睛仿佛享受,或者期待,她知道接下来的动作会赢得喝彩。她转得越来越快,连衣裙像降落伞一样张开,飞旋飘舞,紧跟着一蹲,裙裾铺开在海棠树下,圆圆的一大片雪白,一大片闪烁的图案。

  “嘿,芭蕾舞!”我说。

  “笨死你,”她说,“这是芭蕾舞呀?”

  无论如何我相信这就是芭蕾舞,而且我听得出珊珊其实喜欢我这样说。在一个九岁的男孩看来,芭蕾并非一个舞种,芭蕾就是这样一种动作——旋转,旋转,不停地旋转,让裙子飞起来。那年我可能九岁。如果我九岁,珊珊就是十岁。

  又是“吱呀”一声,小恒家的屋门开了一条缝,小恒蹑手蹑脚地钻出来。

  “有蜻蜓吗?”

  “多着呢!”

  小恒屁也不懂,光知道蜻蜓,他甚至都没注意珊珊在干吗。

  “都什么呀?”小恒一味地往树上看。

  “至少有一只‘老膏药’!”

  “是吗?”

  小恒又钻回屋里,出来时得意地举着一小团面筋。于是我们就去捉蜻蜓了。一根竹竿,顶端放上那团面筋,竹竿慢慢升上去,对准“老膏药”,接近它时要快要准,要一下子把它粘住。然而可惜,“老膏药”聪明透顶,珊珊跳得如火如荼它且不醒,我的手稍稍一抖它就知道,立刻飞得无影无踪。珊珊幸灾乐祸。珊珊让我们滚开。

  “要不看你就滚一边儿去,到时候我还得上台哪,是正式演出。”

  她说的是“你”,不是“你们”,这话听来怎么让我飘飘然有些欣慰呢?不过我们不走,这地方又不单是你家的!那天也怪,老海棠树上的蜻蜓特别多。珊珊只好自己走开。珊珊到大门洞里去跳,把院门关上。我偶尔朝那儿望一眼,门洞里幽幽暗暗,看不清珊珊高兴还是生气,惟一缕无声的雪白飘上飘下,忽东忽西。

  那个中午出奇的安静。我和小恒全神贯注于树上的蜻蜓。

  忽然,一声尖叫,随即我闻到了一股什么东西烧焦了的味。只见珊珊飞似的往家里跑,然后是她的哭声。我跟进去。床上一块黑色的烙铁印,冒着烟。院子里的人都醒了,都跑来看。掀开床单,褥子也糊了,揭开褥子,毡子也黑了。有人赶紧舀一碗水泼在床上。

  “熨什么呢你呀?”

  “裙子,我的连……连衣裙都绉了,”珊珊抽咽着说。

  “咳,熨完就忘了把烙铁拿开了,是不是?”

  珊珊点头,眼巴巴地望着众人,期待或可有什么解救的办法。

  “没事儿你可熨它干吗?你还不会呀!”

  “一开学我……我就得演出了。”

  “不行了,褥子也许还凑合用,这床单算是完了。”

  珊珊立刻嚎啕。

  “别哭了,哭也没用了。”

  “不怕,回来跟你阿姨说清楚,先给她认个错儿。”

  “不哭了珊珊,不哭了,等你阿姨回来,我们大伙儿帮你说说(情)。”

  可是谁都明白,珊珊是躲不过一顿好打了。

  这是一个传统得不能再传统的故事。“阿姨”者,珊珊的继母。

  珊珊才到这个家一年多。此前好久,就有个又高又肥的秃顶男人总来缠着那个“阿姨”。说缠着,是因为总听见他们在吵架,一宿一宿地吵,吵得院子里的人都睡不好觉。可是,吵着吵着忽然又听说他们要结婚了。这男人就是珊珊的父亲。这男人,听说还是个什么长。这男人我不说他胖而说他肥,是因他实在并不太胖,但在夏夜,他摆两条赤腿在树下乘凉,粉白的肉颤呀颤的,小恒说“就像肉冻”,你自然会想起肥。据说珊珊一年多前离开的,也是继母。离开继母的家,珊珊本来高兴,谁料又来到一个继母的家。我问奶奶:“她亲妈呢?”奶奶说:“小孩儿,甭打听。”“她亲妈死了吗?”“谁说?”“那她干吗不去找她亲妈?”“你可不许去问珊珊,听见没?”“怎么了?”“要问,我打你。”我嬉皮笑脸,知道奶奶不会打。“你要是问,珊珊可就又得挨打了。”这一说管用,我想那可真是不能问了。我想珊珊的亲妈一定是死了,不然她干吗不来找珊珊呢?

  草茉莉开了。夜来香也开了。满院子香风阵阵。下班的人陆续地回来了。炝锅声、炒菜声就像传染,一家挨一家地整个院子都热闹起来。这时有人想起了珊珊。“珊珊呢?”珊珊家烟火未动,门上一把锁。“也不添火也不做饭,这孩子哪儿去了?”“坏了,八成是怕挨打,跑了。”“跑了?她能上哪儿去呢?”“她跟谁说过什么没有?”众人议论纷纷。我看他们既有担心,又有一丝快意——给那个所谓“阿姨”点颜色看,让那个亲爹也上点心吧!

  奶奶跑回来问我:“珊珊上哪儿了你知道不?”

  “我看她是找她亲妈去了。”

  众人都来围着我问:“她跟你说了?”“她是这么跟你说的吗?”“她上哪儿去找她亲妈,她说了吗?”

  “要是我,我就去找我亲妈。”

  奶奶喊:“别瞎说!你倒是知不知道她上哪儿了?”

  我摇头。

  小恒说看见她买菜去了。

  “你怎么知道她是买菜去了?”

  “她天天都去买菜。”

  我说:“你屁都不懂!”

  众人纷纷叹气,又纷纷到院门外去张望,到菜站去问,在附近的胡同里喊。

  我也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去喊珊珊。走过老庙,走过小树林,走过轰轰隆隆的建筑工地,走过护城河,到了城墙边。没有珊珊,没有她的影子。我爬上城墙,喊她,我想这一下她总该听见了。但是晚霞淡下去,只有晚风从城墙外吹过来。不过,我心里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下了城墙往回跑,我相信我这个想法一定不会错。我使劲跑,跑过护城河,跑过工地,跑过树林,跑过老庙,跑过一条又一条胡同,我知道珊珊会上哪儿,我相信没错她肯定在那儿。

  小学校。对了,她果然在那儿。

  操场上空空旷旷,操场旁一点雪白。珊珊坐在花坛边,抱着肩,蜷起腿,下巴搁在膝盖上,晚风吹动她的裙裾。

  “珊珊,”我叫她。

  珊珊毫无反应。也许她没听见?

  “珊珊,我猜你就在这儿。”

  我肯定她听见了。我离她远远地坐下来。

  四周有了星星点点的灯光。蝉鸣却是更加地热烈。

  我说:“珊珊,回家吧。”

  可我还是不敢走近她。我看这时候谁也不敢走近她。就连她的“阿姨”也不敢。就连她亲爹也不敢。我看只有她的亲妈能走近她。

  “珊珊,大伙儿都在找你哪。”

  在我的印象里,珊珊站起来,走到操场中央,摆一个姿势,翩翩起舞。

  四周已是万家灯火。四周的嘈杂围绕着操场上的寂静、空旷,还有昏暗,惟一缕白裙鲜明,忽东忽西,飞旋、飘舞……

  “珊珊回去吧。”“珊珊你跳得够好了。”“离开学还有好几天哪,珊珊你就先回去吧。”我心里这样说着,但是我不敢打断她。

  月亮爬上来,照耀着白色的珊珊,照耀她不停歇的舞步;月光下的操场如同一个巨大的舞台。在我的愿望里,也许,珊珊你就这么尽情尽意地跳吧,别回去,永远也不回去,但你要跳得开心些,别这么伤感,别这么忧愁,也别害怕。你用不着害怕呀珊珊,因为,因为再过几天你就要上台去表演这个节目了,是正式的……

  但是结尾,是这个故事最为悲惨的地方:那夜珊珊回到家,仍没能躲过一顿暴打。而她不能不回去,不能不回到那个继母的家。因为她无处可去。

  因而在我永远的童年里,那个名叫珊珊的女孩一直都在跳舞。那件雪白的连衣裙已经熨好了,雪白的珊珊所以能够飘转进明亮,飘转进幽暗,飘转进遍地树影或是满天星光……这一段童年似乎永远都不会长大,因为不管何年何月,这世上总是有着无处可去的童年。

  小恒

  我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里,只小恒和我两个男孩。我大小恒四岁,这在孩子差得就不算小,所以小恒总是追在我屁股后头,是我的“兵”。

  我上了中学,住校,小恒平时只好混在一干女孩子中间;她们踢毽他也踢毽,她们跳皮筋他也跳皮筋,她们用玻璃丝编花,小恒便劝了这个劝那个,劝她们不如还是玩些别的。周末我从学校回来,小恒无论正跟女孩们玩着什么,必立即退出,并顺便表现一下男子汉的优越:“咳这帮女的,真笨!”女孩们当然就恨恨骂,威胁说:“小恒你等着,看明天他走了你跟谁玩!”小恒已经不顾,兴奋地追在我身后,汇报似的把本周院里院外的“新闻”向我细说一遍。比如谁家的猫丢了,可同时谁家又飘出炖猫肉的香味。我说:“炖猫肉有什么特别的香味儿吗?”小恒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跳过去,又说起谁家的山墙前天夜里塌了,幸亏是往外塌的,差一点儿就往里塌,那样的话这家人就全完了。我说:“怎么看出差一点儿就往里塌呢?”小恒再挠挠后脑勺,把这个问题也跳过去,又说起某某的爷爷前几天死了,有个算命的算得那叫准,说那老头要是能挺到开春就是奇迹,否则一定熬不过这个冬天。我忍不住大笑。小恒挠着后脑勺,半天才想明白。

  小恒长得白白净净,秀气得像个女孩。小恒妈却丑,脸又黑。邻居们猜小恒一定是像父亲,但谁也没见过他父亲。邻居中曾有人问过:“小恒爸在哪儿工作?”小恒妈啰里啰嗦,顾左右而言他。这事促成邻居们长久的怀疑和想像。

  小恒妈不识字,但因每月都有一张汇票按时寄到,她所以认得自己的姓名;认得,但不会写,看样子也没打算会写,凡需签名时她一律用图章。那图章受到邻居们普遍的好评——象牙的,且有精美的雕刻和镶嵌。有回碰巧让个退休的珠宝商看见,老先生举着放大镜瞅半天,神情渐渐肃然。老先生抬眼再看图章的主人,肃然间又浮出几分诧异,然后恭恭敬敬把图章交还小恒妈,说:“您可千万收好了。”

  小恒妈多有洋相。有一回上扫盲课,老师问:“锄禾日当午,下一句什么?”小恒妈抢着说:“什么什么什么土。”“谁知盘中餐?”“什么什么什么苦。”又一回街道开会,主任问她:“‘三要四不要’(一个卫生方面的口号)都是什么?”小恒妈想了又想,身上出汗。主任说:“一条就行。”小恒妈道:“晚上要早睡觉。”主任忍住笑再问:“那,不要什么呢?”“不要加塞儿,要排队。”

  一九六六年春,大约就在小恒妈规规矩矩排队购物之时,“文化革命”已悄悄走近。我们学校最先闹起来,在教室里辩论,在食堂里辩论,在操场上辩论——清华附中是否出了修正主义?我觉得这真是无稽之谈,清华附中从来就没走错过半步社会主义。辩论未果,六月,正要期末考试,北大出事了,北大确凿是出了修正主义。于是停课,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一路兴高采烈——既不用考试了,又将迎来暴风雨的考验!未名湖畔人流如粥。看呀,看呀,我心里渐渐地郁闷——看来我是修正主义“保皇派”已成定局,因而我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也似无可非议。唉唉!暴风雨呀暴风雨,从小就盼你,怎么你来了我却弄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