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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我们的身体里有另一种智慧生命(2)


  爱因斯坦是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的相对论对20世纪的人类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爱因斯坦本人却将他一生的科学成就归功于一个年轻时代的梦:他梦见自己用雪橇沿着陡峭的山坡滑下,越滑越快,当他接近光速时,他意识到头顶上的星星把光折射成从未见过的光谱。这一情景,给爱因斯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他发明了相对论以后,他曾经认为,其实自己一生的科学追求,都来自对年轻时那个梦的沉思,这个梦给他的整套理论提供了一个“思想实验”的基础。

  20世纪另外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是波耳,他创造了量子理论,并获得诺贝尔奖。但据他自己回忆,量子理论的发现,与梦有密切的关系。当时他正在研究元素周期表的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在氢和氢之间没有过渡元素?此时他做了一个梦:几匹马正在比赛,所有的马都在用白粉标出的道路上奔驰,只要相互保持一定的距离,马允许改变跑道。如果有一匹马沿着白线跑,踢起白粉,它就被立即罚下。他醒来时意识到,“跑道规则”象征着他的问题答案,当环绕原子核作轨道运行时,电子就像马奔驰在跑道中一样,它必须沿着规定的路线运行,而运行电子的路线则由量子来决定。在梦中经验的提示下,波耳创造了他的量子理论。

  关于苯的分子结构的发明故事,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用不着一再重复这个传奇的梦境。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苯分子结构的发明人凯库勒,他在1890年的科学讨论会上说过的一句话:“阁下,让我们跟梦学习,那时也许我们将获悉真知。”

  以上几个事例都取自权威人士,是为了更具说服力。其实在我看来,大量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远比以上这些更精彩、更具体。

  因此可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一堆堆有序的蛋白体,一条条结构完好的基因链。同时,我们还是另外什么“东西”。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体里很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生命结构,存在另外一种非物理性质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我们”。

  以前工作时有一位同事,总不满意自己的处境,总想自己能做些而且应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于是向领导提议:有什么大事告诉我?领导回答说:有大事还能告诉你?我自己做去。

  人总是希望一生中能干出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最好能青史留名,最不济也要轰动一时。其实对于许多人而言,“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大事,是没机会干的。一生中如果能做一两件让自己满意的事,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最想干的事,就是解答自己的困惑,而不想稀里糊涂去死。

  (第二节)中医学是人类的奇迹

  不了解,往往容易产生神话。在古代的人为宗教时期,许多神仙都是这样产生的,比如,当人们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出现了雷神,一个奇形怪状的类人生物,一手举槌,一手提锣之类的东西,槌击打锣面,那巨响就是雷声。

  在西方人眼里,东方同样是神秘的,这里有许多他们搞不明白的东西。佛学经典的奥义,许多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一根细针可以对300多种疾病产生疗效,在西方文明的词典里同样无从查考。

  如果说,以西方人那种才智,还可以理解中国的前四项发明并加以利用的话,那么他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中国人这第五项伟大的发明。历史上,西方从来没有完整接受过中国的中医学,这就是证明。在他们看来,中医的神奇,只有在神话中才可以找得到,而不是人力可以办到的,所以他们最早将针灸视为可笑的“魔针”。

  但每一位中国人的一生中,都或多或少要从中医里获益,我们就是从这一次又一次的亲身体会中走进了中医。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得了感冒,父亲带我去厂医那里看病。厂医姓李,是父亲的老友,两人见面十分亲热。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聊天的话题是“炸鱼”,就是用炸药抛进湖里炸鱼。

  在聊天的过程中,姓李的厂医给我打了一针,当时觉得很痛。打完针往回走时,脚后跟就不能吃劲,踮着脚走路。回到家以后,腿很痛,但又说不上具体哪里痛。后来一检查,方知是一针打在坐骨神经上。神经受伤真不是个滋味,心里十分烦躁,站着难受,坐着难受,躺着也难受,但就是不知道哪里不舒服。

  当时是20世纪70年代初,内蒙的医疗条件很不好,跑了好几家大医院,都说治不好,家里很着急。大约快三个月的时候,我有一太姥爷来访,是位祖传的中医。我母亲告诉他病情后,他对我说:“你真是幸运,过了一百天,我就没办法了。”结果开了一服中药,只有三味药,药是我自己去抓回来的。我记得此药一副0.18元,煎出来是粉红色的,极其难吃。但只吃了三服药,病就好了。这么多年以来,再也没有发过病。

  这是我第一次亲身感受中医,从此以后,中医的“神奇”就在心里扎下了根。以后,随着阅历增长,知道了更多关于中医的“神奇”。

  2000年春节刚过,一场罕见的流感袭击了西方国家,大约有百万人住院治疗。由于这场流感来得迅猛,而且病毒具有抗药性,一般西药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一些国家纷纷从中国空运板蓝根中药。西方人使用中药毕竟少,一用之下,效果出奇的好,药到病除。此事在西方媒体曾掀起了一阵波澜。

  以上几例,还是神奇中医海洋中的几滴水,它们只能使我们望见冰山的一角而已。中医之奇,首先在于它的诊法先进。看病首先得知道病,然后才能治病。知病的过程,就是一个诊断的过程。如果诊断错误,牙医就会将好牙拔掉,而留下病牙;外科医生就更可怕了,他很可能一刀下去,切除一个完好的器官。

  西医诊病,一般是通过测量人体各部位的数值,并将这些数值与正常值加以对比,然后作出判断。但这种诊断方法太机械,往往潜伏着更大的危险,那就是误诊率一直居高不下。

  法国1963年报道了一千例尸检结果,结果发现误诊率高达45%,也就是说,当一百位走进医院的病人,很可能有近一半人被误诊,误诊的结果必然是错误的治疗;27年后的1990年初,美国的一家医院又报道了一千例尸检结果,统计后发现,误诊率依然高达40%。西医的误诊率一直居高不下,虽然与技术水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西医的指导思想有关,因为人体数值的变化原因是复杂的,几个数值有出入可能并不代表器官出了什么毛病。机械地去寻找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其结果必然会导致误诊。

  西医的这种诊断方法,不但误诊率居高不下,而且只能是永远做疾病的奴隶,因为它不能预测疾病,就更谈不上预先防治了。

  中医则可以通过脉象、手相、面相,对病情作出迅速准确的判断。统计资料表明,中医各项诊断准确率很高,如舌诊的准确率一般在94%左右。不但如此,中医的各项诊断方法还可以预测疾病发生。

  《甲乙经序》记载:汉代名医张仲景医术高超,曾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有一次他遇到当时位居侍中的文学家王仲宣,此人当时年仅二十有余。张仲景对他说:你有病,而且很深,现在属于潜伏期,如果现在不吃“五石汤”,你四十多岁的时候病会发作,发作时你的眉毛先掉,然后危及生命。王仲宣凭着自己年轻身壮,根本听不进去。等他四十多岁时,果然疾病发作,眉落而死。

  像如此长期的诊断预测,听起来就像神话一样,但它确是真实的。我父亲40多岁的时候,那位太姥爷,当时就预测我父老来会得高血压,并开出一方以求老年平安。然而当时家父工作忙,家里人也没当一回事,此事就给放下了,此方至今犹存。到家父六十多岁时,果然患高血压,并发展成了脑血栓。可见对于古书的记载,切不可存有偏见,不能以我们已有的经验否定其真实性。

  《左传·成公十年》记载:晋国有一个巫医,名叫桑田。晋景公得了重病,召桑田来诊断。桑田仔细诊断后说:大王呀,您这病很重,活不到吃新下来的小麦那个时候。晋景公根本就不相信。等到小麦刚熟,景公命令赶快收割,然后命令厨房用新小麦做一顿饭。但还没有等到厨房做好,晋景公就感觉肚子发胀,急急忙忙去上厕所,后来竟然死在厕所中。

  《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载,华佗曾对一病人说:你病得很重,而且病在腹部的深处,想治好你的病,就必须做手术。可是你的自然寿命仅有10年,在这10年中,病不会要了你的命,我看你还是忍着点,用不着挨这一刀。此病人果然10年后自然死亡。

  不但在诊断技术上,中医远胜西医一筹,而且在治疗水平上,中医的发展程度及取得的成就,也丝毫不逊色于西医学。比如说,西医学对外损伤、细菌感染类疾病有特殊疗效,但对慢性病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而中医学却对慢性病,甚至某些遗传性疾病都有特殊疗效。

  可以这样说,中医学可以囊括西医,因为中医的治疗技术中有一部分与当代医学是相同的,比如说手术的方法。但西医学无论如何不能涵盖中医,因为在西医里根本找不到一点中医的影子。所以世界可以没有西医,但万万不能没有中医学,否则人类文明的损失就太大了。

  有人说血液循环理论是17世纪英国人哈维发明的,其实不对。血液循环理论是中国人在公元前发明的,《黄帝内经·灵柩》里明确记载:人体中的营血卫气“营周不休……如环无端”,英国人哈维在1700多年以后,才提出了理论假设,又过了50多年,人们才借助其它仪器,确定了血液循环概念。

  免疫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支柱之一,但最早的免疫学思想和实践却诞生于中国。东晋时期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如果用疯狗的脑髓涂在被其咬的伤口处,可以防治狂犬病,这就是典型的免疫学方法。因为研究表明,狂犬病毒几乎都聚集在脑神经组织中,因而疯狗脑髓就自然具有了免疫物质。

  说起来令人伤感,人类与疾病斗争了几万年,但真正认识并治愈的疾病却少得可怜。所谓的真正认识和治愈,是指发现了疫苗,注射一次,就能终生免疫。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大约只有二十几种疾病达到了这个程度,其中天花就是一种。天花是世界最烈性的传染病之一,以牛痘接种术消灭天花,是迄今为止,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现代人一说起牛痘,都说是英国人琴纳在18世纪发明的,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最早的牛痘接种技术出现于公元前500多年的印度,但后来此技术在印度失传。大约在公元10世纪宋代时,中国人发现了人痘接种术,到17世纪,中国的人痘技术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有了旱苗法和水苗法之分,特别是水苗法,其成功率和安全性一点不亚于现代的牛痘术,当时此法传播甚广,俄国政府曾派专人来中国学习此术,后来传至现在的土耳其,并由此传向欧美。有文献资料为证,18世纪初,英国驻土耳其钦使夫人将此术带回英国,琴纳正是在改进中国的人痘术以后,发明了牛痘术。

  此外,腹腔穿刺术、清创缝合术、止血术、麻醉术等都是中国人发明,但最后发明权都没有冠以中国名字的医疗技术。现代西方国家总要求其他国家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法,但它们从来没有想过,它们自己的许多发明都是窃取东方文明成果,这笔账该怎么算呢?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侵略是文化侵略。

  其实中国人在古代,曾经取得了令当今世界刮目相看的医疗成就,问题是怎么看待这些成就,我们试举几个例子:

  《史记·扁鹊传》记载:俞跗是中国历史上的名医,但他究竟生活在什么年代,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一位很古很古的医师。此人医术极高,“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湔浣肠胃,濑涤五脏,练精易形”,无所不能,其中“搦髓脑”就是作开颅手术。其实,中国古代做开颅手术的不止这一例,据记载太仓公就曾打开人的颅骨将大脑重新安排,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50年。

  这些记载真不真呢?许多人都认为它不真实,在正统的医书上没有哪一位专家认为它可信,因为人们无法想象,在遥远的古代怎么能有如此高的医术呢?为此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1865年在法国发现一片圆形头盖骨,属于石器时代,后经解剖学家保罗·白洛嘉教授鉴定,得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结论:早在石器时代,人们就在进行脑外科手术。后来世界各地又发现了数百件颅骨证据。

  对于这个事例人们信不信呢?大约相信的人多。因为它既有实物证据,又有专家的证词,令人不得不信。但如果法国人在石器时代可以做开颅手术,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开颅手术就不可能是真的呢?从中国古代辉煌的医学成就看,我们相信这类记载有它真实的一面。试想,一个连经络都可以在解剖学上实证的民族,做几例开颅手术还不是小菜一碟?

  中国史籍中还有许多神奇的医案记载。例如,《稽神录》中就记载了一则治愈肺结核的病例:“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相染著,死者数有。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犹活,因取置渔舍,每多以鳗黧鱼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妻,今尚无恙。”

  以上这些记载,大多数与现代医学沾点边,为的是读者好在对比中理解。其实中国医学的伟大之处,完全与现代医学不沾边,比如说,经络学就是中医里最神奇的部分,它与现代医学根本走的就是两条路,没有丝毫可比之处。世界许多国家作了许多项实验,只证明了一点:古医书记载的经络是真实的。究竟经络是什么,到现在也没有人说的清楚。就好像在学校里,老师拿来一道题,这道题的结论是明确的——1+1=2,只要求学生证明这个结论。可是两千多年过去了,这份卷子还没有交上去,到了今天,大家只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老师拿来的题是正确的!

  关于中医的优点,不需要专家的总结,我们从日常的接触中至少可以感受到如下几点:

  第一、中药的毒副作用小。

  中医从来没有说过中药无毒,祖先早就告诉我们“是药三分毒”,所以在历代本草中,都有关于中药毒性的记载。例如,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栾荆……辛,苦,温,有小毒”,“地胆……辛,寒,有毒”等。前一段时间,因为“龙胆泻肝”中的关木通,搞得社会上沸沸扬扬,好像中药的毒性第一次被发现一样。

  然而,中药虽然有毒,但其毒副作用却明显小于西药,这也是事实。

  据一项国际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世界各国住院病人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0%—20%,其中的5%出现致残、致畸、致死、住院时间延长等严重后果,住院死亡人数中有3.6%—25%是吃药吃死的(药源性致死)——悲哀的是,许多患者家属还认为病人是生病致死的,而不知是“药”死的。

  据国内的一项统计显示,药源致死的国内住院病人至少在20%以上,即每年有20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其中又有40%死于抗生素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