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否可能印度人首先发明了中医，而传入中国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当时的印度同中国一样没有发明中医的基础，而且从记载中看，《奥义书》中的中医理论，十分破碎，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还处于一个雏形阶段，它远不如《列子·汤问》中反映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可以实际操作的程度。另一方面，《奥义书》中的医学理论与中医只是相似，并非完全一至，这从印度后来的医疗实践可以证明。
那么，是否中国人发明了中医，而后又传到了印度呢？这种可能也不大。首先中国当时不可能发明中医；其次，中国与印度的古代文化交流并不充分，中间隔着青藏高原。历史上，大规模的中印文化交流出现在公元元年前后，不可能发生在公元前1000多年以前；第三，《奥义书》的成书时间要早于《黄帝内经》的成书时间。
既然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没有发明中医学，那么中医究竟是谁发明的呢？
（第五节）《易经》对我们的启示
中医起源问题正像我们以上看到的，不论走哪一条路，都是死路一条。至少目前在学术上，还没有任何一家的起源观点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起源研究的这种尴尬现状在警示着我们：传统起源研究的思路、方法不可取，我们没有必要再为它耗费几百年的时间。中医起源问题必须另辟蹊径，其中并不排斥大胆的假设和天才的猜测。
好！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究竟面临哪些问题：
1、在历史上，完整中医的出现具有突然性，目前可考的证据就是《黄帝内经》成书前后的一些资料，春秋以前基本找不到任何明确的证据，包括文献、考古、绘画等。如果说中草药及中医治疗方法，可以在合理想象的情况下再现，那么中医理论无论如何不可想象。这是一个不能否定的客观事实，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事实呢？
2、在中医体系中存在一个不可理解的谜团，即中草药及治疗方法与理论严重脱节。一方面，中草药及中医治疗方法具有原始朴素的特征，让人怀疑它们是经验的累加；另一方面则是无比精深的理论，2000年过去了，没有人能走出它划定的圈子。最直接的证据是，中医有医理学、病理学、治疗学、养生学，就是没有药理学，所有的医书都没有成系统的药理。而2000多年的发展我们也并没有重建药理学，直到今天依然是空白。
3、我们无法解释中医与解剖学的脱节现象。中国古代有十分发达的解剖学，而中医学整套理论却恰恰不是建立在解剖原型基础之上的，中医五脏虽然名称相同，但与实体解剖的五脏并非一回事。此外，藏象、经络、气血精液等，也统统不能在解剖学上得到证实。
4、关于《黄帝内经》的版本及成书形式问题。《内经》是个集纳本，本身并非原版，按道理，应该有许多版本同时存在，但除战国以外，我们在目录中看不到更早的医书，《周礼》等也未记录版本。那么《黄帝内经》的底本或祖本究竟在哪里？此外，《内经》是以问答形式写成的，目前多解释成一种习惯，那么如果《内经》的祖本就是问答的形式，又该怎么理解呢？
以上这些问题，看似互不统属，其实都与中医的起源有关联。一个合理的起源研究，它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回答得越全面、越系统、越合理，本身就是起源的某种证据。否则单纯地说起源于经验总结或起源于巫医，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我们的研究从哪里入手呢？在没有其它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黄帝内经》本身入手。其中有一个事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那就是关于《易经》的起源及文字特征问题。
《易经》不仅是占卜之书
现代人一般认为《易经》是部卜书，是古代巫师占卜的总结。其理由就是《易经》爻辞中有大量卜辞的特征。例如，《易经》满书都是吉、贞吉、中吉、终吉、元吉、凶、贞凶、终凶、咎、无咎、利、不利等等占卜性语言，这些词语都包含在它的爻辞中，例如：
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坤卦六五：黄裳元吉。
屯卦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需卦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讼卦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师卦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易经》里这些爻辞与甲骨卜辞很相似，例如：
庚辰卜，贞多鬼梦，不至钻。（《类篡》7448）
贞：亚多鬼梦亡疾四月。（《类篡》7450）
辛酉卜，旅贞，王其田干麦，往来无灾，在十月。（《珠》404）
已未卜，亘贞，逐豕获。（《前》3333）
庚辰卜，争贞，呼王族人。
从爻辞与甲骨卜辞的对比中，学者们发现，《易经》在语句上与甲骨卜辞相同，都是判断句，在用词上也与甲骨卜辞相似，故而认定《易经》源于卜辞，它是甲骨卜辞的总结与抽象，甚至是理论化的卜辞。正是从这一点，《易经》对后世的命学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其实如果仔细推敲，学者们的以上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1950年，在河南安阳四盘磨探坑中发现大骨三块，内有一块卜骨，横刻三行小字，而且类似的符号也发现于一些陶片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不知道这些符号是什么意思，有的人将它看成是中国比甲骨文还要早的一种陶文。后来经过研究证实，这是三组八卦的标志，但它是数字的，类似后来的阴阳爻。
再比如说，北宋时期在湖北孝感地区出土了一件铜器，叫作中方鼎，铭文一共8行55字，在结尾处有两组数字符号“七八六六六六、八七六六六六”。李学勤先生作过专门研究，依《左传》、《国语》的占卜实例，最后判定，这两组数字实际就是《易经》当中的两个复卦，即《剥》和《比》。
以上发现证明，最早记载数字《易经》大约出现在新石器前期，距今6000年左右。也就是说，《易经》与早期文字的出现在同一时代。这样一来，《易经》爻辞有卜辞的特点，毫不奇怪，根本不能作为《易经》是卜书的证据。
为什么呢？单就甲骨卜辞来看，中国文字发明的初期几乎都是这些文字，可以说中国的文字就是为了记录卜辞而发明的，现存的5000多个不重复单字，哪一个都与卜辞有关。而且甲骨卜辞有一定的文字表达格式，包括语法、习惯用词、文风等，这是那时的流行文体，约定俗成。因此，当时不论写什么，即使写一封情书，它的语言、文法也必然会是卜辞式的：“爱你发狂，夜半田头。至，黄裳元吉。不至，贞凶。”
那么，如果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我们的祖先想将《易经》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来记录呢？别无选择，只能用当时的文字，甚至只能用当时的书写语言习惯，包括它的语法、结构、语气。而这些东西因当时为记载卜辞而发明，因此《易经》不能不带有很强的卜辞特点。它是借用了卜辞，而不能说是卜辞的总结。
《易经》有卜辞的特点，但又不是卜辞的总结，这一特征恰恰可以说明：《易经》是被记录下来的。记录有两种可能，一是当时人发明而记录下来；二是从别处得到而记录下来。从种种迹象上看，我们更相信《易经》是从别处得到，而被当时人记录下来的，更确切地说，《易经》是在史前大洪水之后记录下来的史前文明成果。
《易经》为何有许多版本？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易经》也许就是当时人发明而用甲骨文记录下来的，根本不可能是史前文明。但我们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以上的推论，那就是关于《易经》不同版本的爻辞。
中国历史上有三部易书，它们是夏易《连山》、商易《归藏》、西周易《周易》，西周初年这三部易书还同时保留在图书馆里，据当时记载，《连山易》尚存8万字。这三部易书，卦画相同，但爻辞根本不同。现我们对比《连山易》遗爻与今本《周易》的爻辞：
《连山》遗卦“剥”上七爻辞曰：数穷致剥而终吝。
今本《易经》剥卦上九爻辞曰：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连山》遗卦“复”初七爻辞曰：龙潜于神，复以存身，渊兮无畛，操兮无垠。
今本《易经》复卦初九爻辞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
《连山》遗卦“垢”初八爻辞曰：龙化于虫，或潜于洼，兹孽之牙。
今本《易经》垢卦初六爻辞曰：系于金柅，贞吉。
《连山》遗卦“中孚”初八爻辞曰：一人知女，尚可以去。
今本《易经》中孚卦初九爻辞曰：虞吉，有他不燕。
可惜的是，《归藏易》没有留下明确的爻辞，只有一些零散爻辞，不知道应归属哪一爻，否则对比起来更有意思。但从以上对比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相同的结论：当时不同民族得到了同一版本的《易经》（得到的途径很可能是别人的讲解，许多人在那里记录），但由于理解的不同，所以记录的版本有差别。这些民族绝大部分后来消亡了，只有三个民族先后掌握了政权，因此这三个民族的《易经》被保留了下来，它们就是夏族人的《连山易》，商族的《归藏易》，周族的《周易》。
实际上，从《易经》被保留的情况里，我们也能找到证据。比如说，据汉代人记载，西周保存的《连山易》有8万字，但《归藏易》却只有3400字，两者悬差极大。按道理说，夏朝离周朝很久远，但商代离周朝却很近，可为什么商易比夏易要失散得多呢？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可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注意。
我们认为，在政权交替的时候，刚刚取得政权的民族一般都矫枉过正，他们不但要取得战败民族的政权，而且要消灭战败民族的意识形态。在古代的民族中，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造一般从宗教崇拜开始，表现为消灭战败民族的神话及宗教信仰。《易经》被后人冠为六经之首，可见它在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因此可以推测，周武王打败商纣王后，一定发生过用周族《易经》取代商族《归藏易》的事情，这是巩固政权的大事，也是标明正统的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归藏易》的缺破、遗失完全在情理之中。所以到周族政权已经稳固之后，再回头收藏《归藏易》时，它已经缺破得仅有3400字。
为什么夏朝的《连山易》保留得比较完整呢？正是因为它离周朝太久远，到周民族打败商民族时，原来的夏族遗部早已被融合，作为一种有威胁的政治、军事力量早已不存在了，只有文化在民间流传。取得政权的民族，一般不会消灭此类文化，相反，为了需要，他们还可能保留此类文化。这就是为什么《连山易》比《归藏易》在西周初年保存完整的原因。
初《易》因何名为“连山”？
除以上这些证据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证据来自《易经》的命名问题。大家知道，中国第一部易书叫《连山》，它是夏朝的《易经》。可是为什么第一部易书要叫《连山》呢？
有的人认为，夏易之所以叫《连山》，那是因为夏易以艮为首，艮为山，因此六十四卦第一卦应该是艮上艮下，连续两个山，故名《连山》。可是现存《山坟·连山易》第一卦是“崇山君”，即乾，而不是艮，这证明《连山》以艮为首的说法缺乏必要的根据，是后人想象出来的。
我们认为，第一部易书之所以要名为《连山》，实际上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要记录《易经》的来源。那么，《易经》又是怎么来的呢？所有的神话和传说都在指示我们：《易经》的来源与史前大洪水有关。
《太古河图代姓记》说：“草生月，雨降日，河泛时，龙马负图，盖分五色，文开五易，甲象崇山，天皇始画八卦，皆连山，名《易》。”
《天皇伏羲氏皇策辞》说：“天雨降河，龙马负图，神开我心……我画八卦，自上而下咸安。”
《山海经》记载：“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
在此我们提醒大家注意，不论是哪一个版本的神话，都说到一个细节，即《易经》的成书与河图、洛书有密切的关系。有的神话说，有一只龙马从黄河破浪而出，背上有一幅图，名为“河图”；还有的神话说，是一只“神龟”从洛水中钻出，龟背上有一卷古书，名为“洛书”。神话中“龙马”、“神龟”一般都是水的象征，上古圣人们就是从“河图、洛书”中受到了启示，最后发明或得到了《易经》八卦。孔子曾对这一传说有一句概括性的总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在论述史前文明的时候，我们曾注意过一大类神话，主题在讲知识与洪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最古老的知识都来自洪水以前，而神话以知识树、宇宙树、常青树、善恶果等代表知识，以蛇或龙代表洪水，这类神话反映了一个主题：人们从洪水围困下解救了知识。应该是：人们从退去的洪水废墟上找到了大洪水以前的某些文明成果。
“河出图，洛出书”与世界同类神话所反映的主题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它更为直接。“河图、洛书”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它也是人类知识的代表，比其它神话中的善恶树、宇宙树、知识树更直接地代表了知识的概念。而“河”在此指黄河，“洛”在此指洛水，这比同类神话中用蛇、龙、水神等表示水的概念更具体。因此，“河出图、洛出书”的神话重点在讲述知识与水的关系，根据神话内在的逻辑，此处的水只能是神话中毁灭人类的大洪水，也就是说，它也从间接的角度说明：《易经》八卦与史前那场大洪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以这样来推测《易经》的起源：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毁灭了平原、谷地的人类，也毁灭了当时创造的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几乎所有民族都有关于这场洪水的记载），只有少数人在高山或高原上幸存下来。洪水过后，幸存的人们从各自的山峰走下来，汇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由于他们幸存的地点，即山头不同，因此就以这些山头来加以区分。山就好像现在的姓氏一样，来自崇山的，就以崇山为名为姓，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崇山氏，来自伏山的，就以伏山为名为姓，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伏山氏……
事实上以山为名为姓的习俗，源远流长。《山海经》中记载的所有天神和国家，大多数与山有密切的关系，那时的天神都可直接称之为山神，甚至有些部落就以山为其姓氏，例如炎帝神农就被称为烈山氏、厉山氏、连山氏。
此外，最早的《易经》号称“三坟”，但这里没有坟墓的意思。“坟”的本意是高大，可以看作是对山的形容，“三坟”意即三座高大的山。根据《三坟书》记载，《连山》的每一宫都是以一座山为中心，例如：
崇山君（即乾）、君臣相、君民官、君物龙、君阴后、君阳师、君兵将、君象首。
伏山臣（即坤）、臣君侯、臣民士、臣物龟、臣阴子、臣阳父、臣兵卒、臣象股。
列山民（即艮）、民君食、民臣力、民物货、民阴妻、民阳父、民兵器、民象体。
兼山物（即兑）、物君金、物臣木、物民土、物阴水、物阳火、物兵执、物象春。
潜山阴（即坎）、阴君地、阴臣野、阴民鬼、阴物兽、阴阳乐、阴兵妖、阴象冬。
连山阳（即离）、阳君天、阳臣干、阳民神、阳物禽、阳阴礼、阳兵谴、阳象夏。
藏山兵（即震）、兵君帅、兵臣佐、兵民军、兵物材、兵阴谋、兵阳阵、兵象秋。
叠山象（即巽）、象君日、象臣月、象民星、象物云、象阴夜、象阳昼、象兵器。
其中连山、列山为部落姓氏，古史中有明确记载，炎帝神农就属于连山氏。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其它六山也是部落的称号，他们应该是：崇山氏、伏山氏、列山氏、兼山氏、潜山氏、连山氏、藏山氏、叠山氏。在山名后面的君、臣、民、物、阴、阳、兵、象，可以看成是部落不同的社会分工。
这些新的部落从高山走下平原，并继承了大洪水以前的一些文明成果，比如像《易经》和《黄帝内经》这些成果。但当时的人未必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些成果，但不论理解与不理解，他们都将这些作为祖先神圣的遗产，很好地保留在神话中，或其它口述历史的内容当中。这样算起来，当时继承下来的版本有很多，一个部落保留了一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