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即将进入神奇的中医学，这是一席跨越几千年的对话，也是一次解开人体之谜的探索之旅。我们将穿越历史的迷雾，跨过千年的各种谬误，去探索中医的真相。但这次探索的结果我们却不能预期，它很可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也可能是又一次失望的体验。
但在进入之前，还得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闭上眼睛！忘掉一切现代科学关于人体的知识，内心是一片空白，大脑没有任何逻辑的框架。如果你曾学习过中医，那么只关注《黄帝内经》的原文吧，忘掉有关中医以往的所有框架，来一次重新的审视。在进入中，不论遇到什么疑问，请相信自己内心的直觉判断，据我们所知，几乎没有专家能给你帮助。
（第一节）人类不仅只有解剖生理系统
不要认为我们上面的提醒是多余的，因为我们进入中医迎头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医与解剖学的问题，你要拿出背叛自己的勇气，才能登上我们祖先曾经到达过的高峰。
医学是研究人体生命的科学，而要研究人体生命现象，就离不开解剖学。心脏在什么位置，肝脏起什么作用，肺叶又有什么功能，食物是如何消化的，甚至大小便是如何出来的，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解剖学来得到。一般的规律是：解剖学越发达，对人体生命的认识就越准确，所建立的医学也就越高明，它达到分子的水平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基因医学。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离不开尸体解剖，各医学院都有解剖课，修不够学分是不能毕业的。
中国古代有高度发达的医学，那就是中医学，但我们是否也有相配套的解剖学呢？这个问题经常困扰着研究者。
从社会生产方式而言，中国应该有丰富的解剖学。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这只是一个约数，实际的时间可能更长），开天辟地的伏羲氏终老归西了，但他与女娲创造出来称为人的小动物却欣欣向荣，东一伙，西一伙，聚成无数个小团体，大者有几百人，小者也有十几个人。他们成天漫无目的地在高原上游荡，在茂密的草丛中寻找着可以食用的东西，有些是植物的根、茎、果实，还有可以捕到的所有动物。
其中一个部落的小头领特别聪明，发明了许多好用的工具，如犁头和犁柄，带着他的小团伙开始了农业生产。由于农业生产的产量比较稳定，不太受自然气候的影响，所以这个小部落开始人丁旺盛，由小渐大，他也从小头领变成了大统帅，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神农氏。
实际上，农业与养殖业一直是分不开的，早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前，在漫长的半游牧生活中，中国人已经开始养殖业，驯化了一批家畜。原始农业产生之后，养殖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养殖业就有屠宰，人们从不断地屠宰和分割动物当中，早已对动物的内脏结构了如指掌，炒肝尖总要知道肝在什么部位，否则会将熘肚片当成肝尖来炒。
也许有人会说：宰杀动物与解剖人是两回事。其实不然，在远古时代，杀人与杀动物根本没有两样，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中国，落后的游牧民族经常入侵先进的中原地区，因为在这些民族看来，杀人与捕猎一只鹿、一只狼、一头野驴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战斗力才会如此之高，往往打败许多所谓的先进民族。
实际上，世界许多民族的历史中都曾有过猎头的习俗，即将战俘的头颅砍下当战利品，甚至他们猎杀任何外部落的人作为口粮。上一个世纪，一位玻利维亚的老酋长曾介绍说：白种人烤熟之后，就像是成熟的香蕉，味道十分好。但斐济人却常抱怨白种人的肉太咸太粗糙。看来猎头习俗渊源流长。德国学者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中曾描述过上个世纪印第安人的猎头习俗：
“这种习俗在以人头为战利品的希给罗——印第安人中，得到高度发展。只有杀死一个敌人并曾以矛染过敌人血的战士，才有制备这样战利品的特权。牺牲者的头发是细心分开的，从前额到颅切开，把头皮全部剥离头骨，仅留下眼睛和舌头，然后将其柔软部分用植物纤维缝在一起，嘴唇用竹片固定地连接起来。把这‘皮袋’放在水中加热，在达到沸点前取出。这时它们收缩为大约原大的三分之一……把热沙从颈部开口倒入，填满后的头又以热石使之铁化。”
中国人在远古的时候同样有过猎头习俗。考古挖掘证实，在邯郸涧沟龙山文化一处房基址发现过四颗人头，有砍伤痕迹与剥皮痕迹，显系砍死后又经剥皮，其作用是为了祭祀。
甲骨文中的“囟”字就当头颅讲，一般是指战俘的头颅，如“……用危方囟于妣庚”（《类纂》明续669），意思是说：用危方（商代一个部族名）敌人的头颅来祭祀老母；“羌方囟其用，王受又”（《类纂》甲506），意思是：用羌方（商代一部族名）人的头颅来祭祀。
西周金文中也有大量关于战争中猎获敌首的记载，例如出土的《多友鼎》记载：“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又五人，执讯廿又三人，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文中“执讯”乃捕获敌人俘虏之意，“折首”者，斩首也，砍头也。
当然，古代祭祀并不是将头颅当作唯一的祭品，随祭祀内容不同，人的五脏都可以作为祭品的。甲骨文也有类似的记载，如“羌百……”（《类纂》续2·29·3），的意思是肢解，“羌”指羌方的战俘。一次肢解上百人，真是残忍之极。但在肢解的过程中，古人对人体生命构造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直到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周边一些落后的少数民族尚有此习俗，《魏书·獠》记载说：“獠者，盖南蛮之别种……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祠。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杀俘虏以祭祀的历史现象，持续了近千年，在这样漫长的历史中，即使不是有意去积累，人体解剖的知识也相当丰富。甲骨文的心字说明，中国人不但知道心的确切形状，而且知道心与血液循环有关，甚至知道有几条血管出入心脏，故有“心有七窍”、“心有四支”之说。
很可能中国古代的解剖学成就要远胜于今天，《灵柩·经脉》曰：“夫八尺之士，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气之多少，十二经络多血少气，皆有大数。”当代的解剖学有一些就无法证明，比如关于“气”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气”究竟是什么，可是在这则记载中，当时的人却不但知道“气”是什么，更知道“气”有多少。经络我们也无法证实，但文中却明确记载，经过解剖可以知道经络的长短，真是不可思议。可见中国的解剖学十分发达，但它的解剖方法、手段肯定与今天不同，它能解剖到我们今天无法证实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可以量化，即“皆有大数”。
不但如此，中医古代的外科手术也相当发达。相传黄帝手下有一名医，叫俞跗，此人能依据五脏腧穴，割裂皮肤，解开肌肉，将人体的经脉调理顺畅（不知道他是怎么看见经络的），他还能打开颅骨治疗里面的疾病，甚至可以培炼病人的精气。至于疏理膈膜，冲洗五脏六腑，更是小菜一碟。
还有一位名医叫伯高，更是一位解剖学专家，他曾仔细测量过人体各部位骨骼标准尺度，并以此计算经脉的长短。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向黄帝详细讲述了人体各消化器官的大小、长短、部位和容量，他提出的消化道与食管长度的比例数同现代解剖学得出的结论基本相等。
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有它自己的脉络，新知识总是在旧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看看物理学的发展吧，我们从平面几何，发展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波尔的量子力学，哪一次的进步不是站在历史的肩头？久而久之，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认为违背这一规律的知识都值得怀疑。然而，当我们以这种思维来看待中医理论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冲突将无法表述。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有极为发达的解剖学，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如果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一套医学理论，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怪就怪在，我们的祖先居然将自己辛苦得来的知识弃之不用，他们建立起来的医学竟然与解剖学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一、中医人体脏器与解剖学不相符。几千年人体解剖的经验告诉我们，肝在腹部的右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中医却告诉我们：现代解剖学讲得不对，应该是“左肝右肺”。明朝大医学家朱溪丹曾有一治疗肝病的方子，名字就叫“左金丹”。更有甚者，中医里还有在解剖刀下根本就不存在的器官。比如说，中医认为人有六腑：大肠、小肠、胆、膀胱、胃、三焦。前面五项都可以从解剖学上证实，而最后一项三焦腑，不论是用CT、X光、彩超，还是剖开肚皮看一看，保证找不到三焦，在这些手段下它根本不存在。
第二、中医脏器间的联系与解剖学不相符。中医的各脏器是一张相互关联的大网，因此它的脏器功能比解剖学要大得多。例如，心与肾各有不同的功能，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解剖学上没有发现它们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可中医偏偏说心肾相交，水火相济；肺与大肠，一个管呼吸，一个管消化，但中医却要说“肺与大肠相表里”，治疗便秘可用清肺的方法。
第三、中医的人体组织结构解剖学无法证实。在人体已有的组织结构中，中医与解剖学不对称，除此之外，中医还有解剖学无法证实的人体组织。例如，中医的经络遍布人的全身，主宰人体的生命状态，但这样一个重要的生命组织，在解剖学上硬是找不到，西方科学家曾花费了老大的气力，动用了各种仪器，也只证明了经络是存在的，最终也没有做到实证。
第四、中医的人体能量形式解剖学无法证明。解剖学证实，人体需要从饮食中获取能量，而且科学技术能够识别这些能量的化学形式，比如维生素、低浓度脂蛋白等等。而中医说人体需要精与气，可精与气并不是我们所知的任何东西，比如说气，它绝不是我们每时呼吸的空气，而是另外一种我们完全不知的能量形式，因而解剖学也没有办法确知它们的运作方式，也就是说“气”没有解剖学意义，它在解剖学上是不存在的。
中医像类似违反解剖学之处比比皆是，从头到尾。“中医不是建立在实体解剖基础上的医学”，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但正是这个事实却透着古怪，让人不可思议。中华民族有丰富的解剖经验，而为什么中医恰恰不是建立在实体解剖基础上的呢？传统研究就这个问题提出以下两种解释：
一是观察，从细致的观察中总结出了中医。这派学者认为，古人通过生活、生产活动，对生命现象进行了大规模的观察，大到天体运行、气候寒暑、地域方位高下对人体的影响，小到情志喜怒、饮食寒温、劳逸动静给人体带来的变化，这些都成为认识内脏气血活动机制、状态的信息，例如“藏象”中的象，就是通过长期观察生命活动外观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征象，并与解剖脏腑相联系，再经整理、归纳，使之规范化而固定下来的。这种象的实质，是生命活动中的综合信息，很难与单一解剖内脏实测的生理功能相对应，从而使“藏象学”与西医生理学从形式到内涵均有显著差别。
观察导致中医的产生！这可能吗？
经络的源起一直是个谜，如果说古代人可以仅凭肉眼的观察就可以发现、创造经络学，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再说，气在人体内运行，人们如何观察得知？“左肝右肺”又如何去解释？中医认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精神之所舍也。”这一结论仅仅用观察能够说明吗？
观察是古代人类最普遍的方法，从世界范围看，限于当时人类的总体思维水平，古人的观察只能直观地针对“原型”，并反映“原型”，比如说。古代的天文学就直接源于对天体的观测，但观察的结果要符合天体运行的规律，否则观察就是无效的，甚至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在同等历史条件下，要求我们的祖先在对“原型”观测的过程中，得出一个与“原型”完全不相干的结论。我们在此解释的是中医的特殊性，它从理论、观点、方法，甚至哲学都是极为特殊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已经超出了普遍性的范畴，所以我们不能用普遍性来解释它。
再说，既然观察是古代人最普通的一种方法，那么相同的观察就应该可以得出相近的结论，例如世界范围内的对一年四季变化的观察及结论都差不多。如果中国可以通过观察生命外在现象得出中医理论，那么世界任何民族都可能得到中医理论。但为什么在全世界里唯有中国人的观察得到了中医学，而其他民族没有产生类似中医的医学理论体系呢？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二是思维，通过高度的抽象思维，创造了中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是思维模式医学。
大约在研究的过程中，人们觉得仅仅用观察来解释中医的起源和中医的特点远远不够，事实上观察的解释确实属于白日说梦。所以有些研究者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认为中医不是“物质模型医学”，而是“思维模型医学”。这派理论认为，《易》与医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易经》属于“象数符号模型”，受此启发，中医一开始就采用“思维模型”的方法建立起一整套医学体系，包括藏象模型、经络模型、气血模型等。模型不等同于原型，它是建立在事物之间的统一性、相似性的基础之上的，是人类思维的科学抽象和理论概括的反映。思维模型医学有许多优点，比如，西医解剖学的内脏只不过是一种物质原型，并不能从中反映出功能和属性；而中医的五脏作为一种思维模型却能形象、简单地反映相关脏器的功能特点。
这个解释很有启发性，它不同于传统简单、呆板的解释，从另外一个角度对中医的起源做了有益的探索。我们应该鼓励这样有创见性的研究。中国古老文化的研究，如果跳不出传统学术的圈子，我们只能在同一平面反复重复，炒炒冷饭，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虽然教授、专家一个接一个，但对整个学术研究难有重大贡献。
但我们对“思维模型”的理论也有一些疑问，藏象、经络、气血等，它们是实有的还是虚构的？
我们应该坚信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中医的经络、藏象、气血……不能在解剖学上得到验证，但不能否定它们的客观真实性。比如说经络学，虽然目前尚无法实证，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证实，经络现象是人体内的客观生命现象。也就是说，现代解剖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它不能完全反映人体的真实存在。
如果承认了以上这个事实，那么中医的源起可能并非思维模型医学，它应该也是“原型”医学，只是这个“原型”与解剖学揭示的“原型”不是一码事。承认这一点，也就必然要承认另外一个推论：中国古代有比现代解剖学更先进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全方位展示人体深层次的生命结构。提出“思维模型医学”的学者，大约是不想承认后一个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