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用来成就事业的手段有五种：有时用道德公开感化、怀柔对方，有时暗用计谋加害对方，有时作出诚信的姿态与对方结成联盟而借用对方力量，有时用蒙蔽的手段迷惑对方，有时却用一般化的手段按平常程式解决问题。使用“阳德”手段时，要力求说话前后一致，言行必果，讲信誉。使用“阴贼”手段时却要善于说两套话，真真假假，令人摸不透我们的真意。再配合常规的手法以及关键时刻运用的机巧手段，此四者都要微妙地加以综合运用。在决断事情时，要用过去的历史来参验，用将来的事来检验，用当下发生的事来参考佐证，如果可行的话，就要做出决断。给王公大人谋划事情，虽然有危险因素，但我们可以用来博取美好的名声，只要能实行，就马上作出决断；不用耗费大的财物与心力便可容易获得成功的，只要能实行，就马上作出决断；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忍受劳累困苦，然而又不得不做、非做不可的，只要能实行，就马上作出决断；能排除忧患的，只要能实行，就马上作出决断；能带来福利与幸福的，只要能实行，就马上作出决断。所以说，决断事情，解除疑难，是办好任何事务的关键。它关系到社会的治乱，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是非常难办的。所以，即使是圣明的先王，也要用蓍草和龟甲占卜，来帮助自己作出决定，从而使自己的决断正确无误。
【以史为鉴】
【决策前目标的选择十分重要，最佳的选择便是名利双收的目标：或者是选择有把握的，使决策的事物能够上下紧密联系；或者是选择当务之急需要解决且棘手的问题；或者是选择轻而易举便能解决的；或者是选择对自己利益最大的等等，但所有的选择都需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而且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完成目标。
文中还说到圣人成功的五种决策方式：“有以阳德之者，有以阴贼之者，有以信诚之者，有以蔽匿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阳德”重在肯定、鼓励对方，以德泽服人；“阴贼”重在暗地里阴谋诡计的使用；“信诚’’重在与对方坦诚相交，真心相待；“蔽匿”重在以仁爱包容他人的弱点与错误，以调动对方的积极性；“平素”重在遵循常理的规范性决策。从总体上分析，这五种方法就是指所做的决策是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而且两者还可相互转化，需要运用时灵活把握，所以说这五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篇提出对不同的人要采用不同的对付手段，而且公开宣传对于特定对象可以采用阴谋手段：“以阴贼之”，，道藏本注释“以阴贼之”说：“情隐言伪者，以阴贼决之。”这就不同于其他诸子的道貌岸然；而与兵家主张的“对敌贵诈”有相似的地方，，后来传说鬼谷子是军事家孙膑、庞涓的老师，可能与此有关。《战国策·魏策一》所记载的公孙衍(犀首)阻止张仪担任魏国丞相所使用的手段，就是“以阴贼之”。苏秦的分析，就符合：“危而美名者，可则决之”、“去患者，可则决之；从福者，可则决之。”】
李世民当机立断成帝业
隋朝末年，天下纷乱，群雄并起，高祖李渊也顺应时势于太原起兵，并最终推翻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建立了大唐。
天下统一后，李渊之子李世民、李建成及李元吉皆各自收罗了一批文武人才，作为自己的心腹和党羽，从而开始了针对皇位继承权的明争暗斗。
众子之中，李建成是以嫡长子的身份而被立为皇太子的，他长期留守关中，既得到了陇西士族势力的支持，又受到宫中妃嫔和贵戚的拥戴，在政治上拥有压倒秦王和齐王的优势，而且手下还有王珪、魏征等重要谋臣，冯立、薛万彻等优秀战将，还招募了四方骁勇二千余人充当东宫卫土。
秦王李世民虽是高祖的次子，但从最初的太原起兵，到统—天下，建立皇朝，他都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可以称得上是大唐帝国的真正缔造者。长期的征战，使其手下也是人才济济。秦王的天策府中，既有房玄龄、杜如晦、徐茂公等足智多谋的策士，又有程咬金、尉迟敬德、秦叔宝等威名赫赫的骁将。他们都希望李世民能取代建成而立为太子。
至于齐王李元吉，本是高祖的第四子，此人生性凶狠，不愿事奉兄长。但由于自己的地位与声望都不及两位兄长，根本没有独树一帜的条件，便暂时和太子结成联盟，共同与世民较量，伺机而动。
一开始，李元吉就劝说建成要尽早除去世民，他说：“你若不忍下手，我自当替你亲手把他杀了!”当李世民随同高祖前往齐王府时，元吉便让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里面，准备谋刺李世民，而李建成不忍心，连忙制止了元吉。元吉恼怒地说：“小弟这是为兄长着想，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
此时还是太子洗马的魏征也屡次劝说建成：“秦王世民功盖天下，内外均归心于他；而殿下不过是因为嫡长子身份才被立为太子，并没有大功可以镇服天下。理当及早动手除去秦王，以免后患无穷。”但建成始终犹豫不决。
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某日，李渊正准备前往外地行宫仁智宫，命令建成留守京城，世民与元吉一起随行。建成要元占乘机谋害世民，不料阴谋败露，事后多亏元吉和一些嫔妃轮番为建成讲情，封德彝又在外面设法解救太子，才没有对此事深究下去。
太子、齐王见一计不成，便又生一计。一天夜里，太子召来秦王饮酒，李世民应邀到太子府赴宴，饮酒数杯，突然感到心痛如刀绞，连连吐血。他赶紧命人把自己扶回府中，总算保住了性命。高祖得知后，便来到西宫询问世民病情。他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但也不希望他们兄弟之间彻底决裂，互相残杀，于是便假装糊涂，责骂太子说：“秦王平时就不善饮酒，从今以后，你们不许再在夜里饮酒了。”
还有一次皇家打猎时，太子让部下给秦王备马，结果，秦王骑马差点被摔死。
不仅如此，太子和齐王还加快了其他置秦王于死地的步伐，他们唆使后宫的嫔妃日夜不停地在高祖面前诬陷秦王。久而久之，高祖信以为真，便准备惩治李世民，但是因为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因此，对无故杀秦王的做法，并不赞同。
秦王的频频遇险，再加上当时风云变幻、祸福莫测的宫廷斗争形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让秦王府上下极为震骇，秦王的部属也人人忧虑，个个恐惧，不知所措。府中的重要策士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多次极力劝说李世民，认为太子与秦王的嫌隙已经形成，公开的较量势所难免，一旦两人兵戎相见，刚刚统一的国家又要陷于战祸之中，这与秦王治国安民的理想是相违背的，所以希望李世民能早下决心，先发制人，诛杀太子和齐王，以力挽狂澜，从而保持天下的长治久安。所谓“事势如此，不如向周公学习，对外安抚周围各国，对内安抚社稷，先下手为强。否则国家沦亡，身名俱灭，您应早做决断，绝不能再迟疑!”
而此时的朝中，太子与秦王两派已是剑拔弩张。为了打击李世民，李建成想方设法瓦解他的谋士勇将。他告诉李元吉，秦府中最有谋略的人是房玄龄和杜如晦。因此，他们在李渊面前极力中伤房、杜二人，并最终通过李渊的圣旨将他俩逐出了秦王府。接着，他们又利用调兵遣将的机会，设法调动秦王的部将。程咬金原是秦王府统军，乃秦王的得力干将，李建成奏请父皇让他出任康州刺史，程咬金却借故拖延，滞留长安。
李世民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再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他决定按房玄龄的计谋，先下手为强。于是，他派长孙无忌秘密召见房玄龄、杜如晦。房杜二人不清楚秦王究竟是否下定决心，他俩故意激将，对长孙无忌说道：
“皇上敕旨命令我们不再为大王办事，我们如果私自见大王，就是死罪，不敢奉召。”
李世民得知后大怒：“怎么连你们都不愿忠诚于我!”当即取下佩刀，对尉迟敬德说：“你再去一次，如果他们无心见我，就提他俩的人头来!”
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又秘密召见房杜二人，对他俩说：“这次大王真的决心已下，你们快来谋划大事吧。”
房玄龄和杜如晦便穿上道袍，乔装打扮，秘密进入秦王府，同秦王密谋对策。
此时，适逢北方的突厥又进犯中原，李建成不失时机地推荐元吉代替世民督率各军前去征讨，并同时举荐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程咬金、秦叔宝等大将和秦王府精悍勇锐的士兵随军出征，李渊听从了他的建议。李建成、李元吉同时密谋在昆明池饯行的时候杀死世民并活埋其部将，再逼迫高祖让位。但这次阴谋还是没能得逞。
在建成、齐王咄咄逼人之际，秦王又想让人占卜是否应该行动，适逢幕僚张公瑾从外面进来，见状一把抢过龟甲，扔在地上说：“占卜是为了解决疑难，眼下的事毫无疑问可言，还占什么卜？如果占卜的结果不吉利，大王您难道就放弃这次行动吗?”李世民这才终于定下了行动的决心。
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 六月三日，李世民进宫向李渊密奏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淫乱后宫以及试图谋害自己的事实。待李渊怒火升腾之时，世民乘机进言：“儿臣无半点亏负兄弟之处，现在兄弟联手欲害儿臣，像是要替王世充和窦建德报仇。儿臣今日冤死，便再也见不到父皇了，魂归天下也耻于见到王、窦这两个奸贼!”李渊这才大惊不已，便命令他们明日一同进宫对质。
六月初四夜半，秦王已命长孙无忌率兵预先埋伏在玄武门。未及天晓，嫔妃张婕妤密遣内侍，向太子报告秦王上表的大意。太子叫来齐王商议此事，齐王说道：“我们应当统率着东宫和齐王府中的兵力，托称有病，不去上朝，以便观察形势。”太子说：“现在兵力已经布置严密，我与你应当入朝参见，亲自打听消息。”于是，两人一起走向玄武门。待他们走到临湖殿时，才觉察到情形不对，立即拨转马头，想赶回东宫和齐王府搬救兵，但已然来不及了，李世民正等在后面招呼他们。元吉搭箭射向世民，慌急之中，一连三次都无法将弓拉满。李世民回身一箭，将建成射死。尉迟敬德率领着七十多名秦王府的亲兵赶来，命令左右齐射元吉，元吉坠马。此时世民的坐骑受惊，狂乱奔入树林，人马皆被树枝绊倒，不能起来。元吉急速赶到近前，夺去世民的弓，想用弓弦将世民勒死。尉迟敬德跃马来救，元吉转身便逃，但仍被尉迟敬德追上一箭射死。此时，东宫和齐王府的将士们闻讯赶来，猛攻玄武门。秦王一边让卫士拼命抵抗，—边让尉迟敬德进宫，逼迫高祖颁下亲笔敕令，命令各军一并接受秦王的节制。一场残酷的宫廷政变就这样迅速地结束了。
（69 玄武门）
政变三天后，也就是这年的六月初七，高祖即立李世民为太子，还颁布诏书说：“从今天起，天下大事，均交付太子决定，然后朕再听奏报。”所以，实际上，从这一天起，李世民已成为实际上的皇帝了。两个月后，全国局势稳定，李渊便把皇位传给了李世民，自己退为太上皇。李世民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年号为贞观，从此，翻开了唐朝历史新的一页。
所谓“决情定疑，万事之机”，即言判断实情、解决疑难是成就万事的关键，直接关系着事业的兴衰与成败。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发生在玄武门前，而玄武门卫兵的作用是保护皇宫，秦王李世民抓准这个关键要害和太子、齐王欲谋害自己的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先发制人，从而先下手为强，并控制了父皇，才得以成功地登上权力的顶峰，进而开创百世流芳的帝业。
陈轸一言之辩退敌军
战国时期，各国混战不休，弱肉强食，形势一天一个样儿。这一次，轮到楚国的上柱国昭阳带兵攻打魏国，并在襄陵一战中打败魏军，得到了八座城池。
昭阳大喜之下，得陇望蜀，又欲移兵攻打齐国。齐王得到消息后，连忙召集群臣共商对策。当时齐国的军队战斗力还很薄弱，若与楚兵交战，必遭惨败；但若固守城池不出，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齐王为此忧心忡忡，群臣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阻挡楚兵的进犯。
正当齐王一筹莫展之时，忽有人报说秦国使臣陈轸前来拜见。
陈轸上殿后见齐国君臣皆面有难色，问其原因，才知道楚国上柱国昭阳在得到魏国八座城池之后，又要转而攻打齐国。稍作沉吟，他便对齐王信心满满地说道：“大王不必担忧，待我前去叫他罢兵回国。”
齐王无法，只好抱着姑且一试的态度委托陈轸去见昭阳。
陈轸见到昭阳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请问按照楚国的赏制，对那些击败敌军、杀死敌将而得城池的人，应给予什么样的奖赏呢?”
昭阳回答说：“官封上柱国、爵封上执。”
陈轸又问道：“还有比这更高的奖赏吗?”
“那就要数令尹了。”
“您回国后，能封令尹吗?”
昭阳哈哈大笑，志得意满地答道：“当然没问题了!因为我马上就能当令尹了。”
陈轸也仰头哈哈大笑。
昭阳见状，奇怪地问他：“您笑什么呢?难道您认为我是在说谎吗?”
陈轸摇摇头，道：“我并没有丝毫怀疑之心，只是觉得既然令尹之位已非您莫属，那您又何必自取降职杀身之祸呢?”
昭阳听了，气愤地问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将军请先莫动怒，让我来给您讲一个故事吧。有人赏给他的门客们一杯好酒，门客们商量道：‘一杯好酒，分与这么多人饮用，还有什么趣味可言？不如我们每人画一条蛇，看谁先画成，那杯酒就归他一人享用。’众人纷纷称好，于是皆取来笔墨在地上画起来。其中有一人顷刻便画完了，拿过酒杯正欲畅饮，但他见众人都还没有画完，便自以为是地给蛇添起脚来。此时，恰逢另一人也画完了，那人抢过酒杯一饮而尽，还讥笑第一个画完的人：‘你见过有脚的蛇吗?它穿不穿鞋呢?’那个先画完的人羞愧不已，后悔万分。
现在您攻打魏国取城八座已是胜利画成蛇了，若再进攻齐国，打下来了呢，你的官职还是令尹；若万一打不下来，身死而爵夺，不亦悲乎?况且这还有损于楚国的威望。两下皆不讨好，这与那个画蛇添足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您不如带兵回国，功德圆满，安然接受楚王及全民的欣赏和赞颂，何乐而不为呢?”
（70 春秋战车）
昭阳听罢，仔细地想了想，觉得陈轸说得很有道理，果真连夜就撤兵返回楚国了。
陈轸的游说之法之所以能够达到最终的目的，其原因也不外乎陈说利弊，待人自作决断。他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其仔细分析了昭阳所处的位置，指出他伐齐纯属多此一举，并用寓言的形式点明了利弊，使昭阳不得不深以为然。打了胜仗，自己已身居显位，也不会得到更高的地位了；而一旦打了败仗，还可能会受到惩罚，更何况自己又没有必胜的把握，权衡利弊，当然择其利己者而从之了。
诸葛亮隆中决策三分天下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做出的隆中决策，可以说得上是善于决疑断难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