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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何小曼的体温一直不退,也一直不变,恒定在三十九度七。卫生员开始焦虑,认为她体内一定有可怕的病毒作祟。何小曼轻伤不下火线,病毒更是不下火线,再坚持下去,那就不是“轻伤”了。第四天,我们转移到军马场之后,卫生员把何小曼送到了场部医院。这个场部医院是方圆百里最先进的医院,设备比成都人民医院都新。卫生员把何小曼扶进急诊室,急诊护士顺手把一根体温计插入何小曼衣领。五分钟后,当何小曼交回温度计时,护士看都没看温度就说错了。

  卫生员问她什么错了。急诊护士说温度计错了。卫生员看了一眼温度计的刻度,说没错啊,三十九度七,很准。急诊护士像是特别忙,急匆匆往门外走。卫生员紧跟上她,问她错在哪里。护士说,这个戏法场里的知青牧工都会变,在这里是老掉牙的老节目。两人现在站在急诊室外的走廊上,护士指指熙熙攘攘的病号人群说,知青泡病号,什么点子想不出来?用猎枪互相打,自己打,多的是;胃出血,血尿,发高烧,打摆子,高血压……只有你想不出来的病,没有他们装不出来的病。卫生员还在糊涂,请她点拨得明白些。护士拿起那根温度计,又从她白大褂口袋里拿出一根温度计,要卫生员比较。卫生员比较出来了,一根温度计的杆子是圆的,另一根是三棱形的。

  “哪,三棱形的是我们医院的,圆的是你们带来的。三棱形是新产品,我们刚从上海采购回来的。就是为了对付骗病假的知青。”护士说。

  护士把这个装病“戏法”的秘诀连说带表演地演示了一遍:装病者腋下本来夹着一根做了手脚的体温计,你想要多高的体温就能多高,然后在胳肢窝下玩个调包,把“发烧”的体温计跟医院的对调。看着卫生员渐渐开窍的脸,护士接着说,太简单了,身边有个暖壶就行,把壶盖一开,体温计壶口熏半秒钟,温度就上来了,要是“烧”发得太高,上了四十二度,就往下甩甩。没有暖壶?茶缸子也行;连茶缸也没有?用手搓,摩擦生热,搓得得法,几秒钟也能把温度整上去。

  “狗日知青都聪明得很!只要能病退回城,啥子发明不出来哟?!”

  卫生员不知道何小曼和知青谁该得到发明专利,在急诊室就把团长电话要通了。团长听了何小曼的体温作假案之后,只是嗯嗯地答应着,一句指示没给。对这么无耻的装病者,卫生员倒是有太多廉耻心,不好意思揭穿了,可是谁来揭穿呢?

  团长低声说:“暂时不要揭穿。”

  卫生员问为什么。团长命令她保密,以后会跟她好好解释。我们十八岁的卫生员差点抗命,在电话上要求团长立刻解释。卫生员的上级是军区门诊部部长,她随队保健期间接受我们团长领导,抗命也是间接抗命。她说假如让何小曼继续装病,对其他人多不公道?其他人指谁?当然指我们都想生病从而捞到“轻伤不下火线”表扬的年轻士兵们。那个时代的士兵,无仗可打,无处英勇,最高荣誉就由此类“轻伤”得来。卫生员觉得不公,是因为我们想“负伤”想疯了,对生病的羡慕和渴望掩饰不住,都挂相了,可是我们是想真的生病,真的想以自身实现一次我军“轻伤不下火线”的英雄传统,以真的病痛来换取一次表扬。我们不乏小病大生,小痛大喊的人,但谁也不会“诈病”。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这么无耻,用胳肢窝变戏法,玩体温计调包。

  团长厉害起来,叫卫生员服从命令,对何小曼装病严缄其口。他最后那句话把卫生员的正义怒火压下去了,“我倒要看看,她还能怎么表演。”

  卫生员听懂了团长的战略部署:诱敌深入,彻底全歼。

  但是卫生员对团长的意图只懂了一半。团长是唯一对骑兵团和军马场的动荡局势知情的人。军区首长把我们送下来“慰问演出”,其实是要我们起到调解作用。骑兵和牧工由于建制撤销而前途未卜,由于未卜前途而滋事,是司令员政委们最担心的。我们的演出,等于在闹事的军队和紧张的首长们之间拉关系,做说和。何小曼由于“高烧”,由于带着“高烧”表演的高难舞姿,对于退役前夕的骑兵起到了感化效应。一旦战士们知道这是一场装病,他们会大感上当。战士们在高原艰苦服役多年,突然要被遣散,心里朦胧感觉到上当,而作为司令员使者的我们装病唱苦肉计,会让他们意识到,这是真正的一场上当。我们处心积虑的团长真难啊,即使明白何小曼的苦肉计,也必须当她的配角,配合她唱完。

  巡回慰问演出结束,我们回到成都,卫生员也结束了随队保健的临时使命。回到门诊部之前,卫生员把何小曼玩的体温计把戏跟多数女兵说了,也跟少数男兵说了。团长始终没有公开证实过这事。我们当时认为,假如团长证实他知道这件事,他也就承认自己姑息甚至利用这种弄虚作假的丑行。所以何小曼的装病事件像一个带毒的传言,流传到一个军区直属机关的每一个科室,流传之深远,我多年后才知道。一九九四年,我的成都怀旧之旅中,碰到一个军区车队司机,自我介绍说他姓蔡,还说二十年前他常看我们演出,当时警卫营、车队、体工队的男兵们都做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梦,所以记得所有舞台上“天鹅”的名字。他问,那个造假发烧的小何怎样了?我想,何小曼在中越战场上做了真正的英雄,蔡司机毫无所闻,而她造假的丑闻,他念念不忘。可见团长当年的高明,让那丑闻自己流传,民间的能量比官方大得多,流传中事实会不断获得新的生命,新的营养,越流越肥硕。流传中的何小曼是这样的:飞旋着飞跃着突然就像只折翅的黑天鹅一样坠下,当台栽倒,大幕在她休克的身影前疾落。小车队司机问,当时情景是不是这样?我懒懒地、淡淡地说,记不清了。蔡司机又说,他也用何小曼发明的“高烧法”骗了几次假条,因为车队不批准他复员。后来他给副司令开上了小轿车,提了干,用不着装病了。哦,当年团长的高明我这才全面领会,他怕公开了何小曼的装病法会扩大那法的效应,培养出蔡司机这样一大批装病者!

  团长没有揭露真相,但不等于真相不作用于他的决策。团长的决策,就是让何小曼离开文工团,下放野战医院。他跟野战医院打招呼说,把小何同志分配到洗衣班去吧,她需要艰苦锻炼。野战医院比文工团仁慈,只让何小曼在洗衣班洗了一个月的脓血绷带,之后就安排她上了护训班。

  根据我后来跟小曼的谈话,我认为小曼在刘峰被处理下放之后,就对我们所有人彻底寒了心。她受够了天生优越的人,受够了郝淑雯、林丁丁。对丁丁,她简直是敌对的。她也受够了在大集体舞里凑数。那年小曼二十一岁,由于刘峰的离开,她开始对自己的身世和周遭世界生出一种厌倦,渐渐地,厌倦化为悲哀。就在我们慰问骑兵团的巡回演出中,骑兵们的遭遇更深化了她的悲哀,无论是骑兵们还是战马们,或是放养了十年军马的知青们,无论是刘峰还是她自己,甚至我们每一个浑浑噩噩挥霍青春的男兵女兵,使她看到的,就是她亲父亲曾教她的屈原诗句:“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于是她悲哀到了拒绝杨老师青睐的程度。杨老师的青睐,实在是迟到的,迟到太久。小战士独舞?对不起,跳不了。当郝淑雯到服装组去传送杨老师厚赏时,她心里是那样一片惨淡。我这才想起,小曼毕竟是个文人的女儿,她那因悲哀而死的文人父亲迟早会在她身上复活。悲哀是文人们对世界爱不起、恨不动的常态心情。郝淑雯带着杨老师厚赏来见到的,正是这样一个满怀悲哀的何小曼,一边织补舞蹈长袜一边在谋划放弃,放弃抗争,放弃我们这个“放逐”了刘峰的集体。她的“发烧”苦肉计本来是拒演,是想以此掐灭自己死透的心里突然复燃的一朵希望。她站在舞台侧幕边,准备飞跃上场时,希望燃遍她的全身。她后来向我承认,是的,人一辈子总得做一回掌上明珠吧,那感觉真好啊。

  一九九四年的何小曼对我确认,她到服装组织补袜子不是为了“进步”和“向组织靠拢”,她是为了躲我们。刘峰离开后,我们,我们全体,是她最不想看见的人。

  她也承认我猜对了,她就在侧幕边运气、起范儿的瞬间,又被希望腐蚀了。持续装病,是持续被希望腐蚀,人们是可以宠她的,夜里为她端茶端尿,白天为她端饭端水,看来她有希望跟所有人回到同一海拔。七天时间,她被希望腐蚀得那么彻底,真以为她的转机来了。然而在第八天,团长在巡回演出总结会上对我们大家说,今天的会也是个欢送会,何小曼同志很快要下基层锻炼去了,大家欢送她吧,祝她在下一个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成绩。

  小曼在抛弃我们所有人之前,还是被我们先下手为强地抛弃了。她心知肚明,团长多么铁腕地处理了她的苦肉计。处理了她,也就切断了对他配合苦肉计的责任追究。小曼走了,女兵们少了一个讲坏话的话题,尽管林丁丁说谢天谢地,再也不用看见她用那么小一块毛巾洗澡,面孔擦擦,屁股也擦擦了。有关小曼的坏话还够消费一阵:何小曼能不发出那么大馊味儿吗?一个头长了丁丁三个头的头发!长那么多头发是怎么回事知道吗?是返祖!谁仔细看过她的眉毛,仔细看是跟头发长一块儿的!看见她身上的汗毛没有?就是个毛人!难怪她出起汗来吓死人,泡菜泡藠头泡大蒜的味道,都跟着汗冒出来,所以她一出汗就馊!……

  小曼走了一年了,我们对她的歧视、迫害还在缺席进行,直到中越前线爆发战事,有关她的坏话才归于沉寂。

  刘峰伤好之后,谢绝了一切英模会的邀请。早在二十岁的时候,他把一辈子的英模会都开完了。他早就完成了做英模的份额,超额的一大堆英名都在林丁丁那里一笔勾销。他早看穿英名是不作数的,不能用来兑换真情和幸福。至于他怎样受伤,怎样差点送命,他跟谁都不想说。他的伤虽然在小臂上,但弹片炸穿了动脉血管,他用绷带扎紧伤口止血,可仍然不能完全止住。对救护车的期盼和等待是他一生最长最苦的等待,比等待林丁丁入党,等待她的预备期通过之后好跟她求爱更长更苦。救护车始终没被等来,等来的是一辆运送给养弹药的卡车。假如不是驾驶员迷路,没人会发现昏迷在路边草丛里的刘峰。驾驶员先看见的是地上蠕动的一道赭红,三寸宽,再细看,驾驶员头发全立起来。那道赭红居然是由密密匝匝的红蚁组成,千百万红蚁正十万火急地向路边草丛挺进。接下去,驾驶员便发现了被红蚁覆盖的一具人体。人还活着,军装四个兜,还是个当官的,军帽里子上写着名字:刘峰,血型A。是这个叫刘峰的残肢引起了红蚁总动员,伤口不断涌出的血引起红蚁横跨公路的大迁移。驾驶员再往山坡上看,另一路红蚁也在喜洋洋地不断拥来;整个红蚁王国都搬迁来了。路面上一个巨大的弹坑里积蓄着清晨的雨水,驾驶员把刘峰拖到弹坑里,三四尺深的水面上很快漂起厚厚一层红蚁。刘峰同时也被冷水激醒。

  驾驶员告诉刘峰,他已经失血过多,再不及时止血命就没了。这是个典型的汽车兵,冲锋枪拍打着屁股,一开口便咋呼,从打开的军装领口露出半个胸脯。刘峰说不出话来,太冷了,过度失血和弹坑的冷水让他牙关松不开。知道野战医院包扎所的帐篷在哪吗?刘峰点点头,他送过排里好几个伤员去那里。刘峰的点头,实际上就是眨了眨眼皮。亚热带的早春使刘峰经历了最严酷的寒冷,山东老家的冬天也没把他冷成这样。驾驶员把他搬进驾驶室,用自己的急救包给他再次包扎一番,不久新绷带还是被血泡了。驾驶员问他能不能指路,卡车会尽快把他拉到包扎所。他又点点头。这次好了点,体温和力气回来了一些。驾驶员一面启动卡车,一面咋咋呼呼地说话,他怕伤员再次昏迷,那就很难再醒过来。从驾驶员的咋呼里,刘峰明白他是运送弹药和给养给××团。正配合兄弟部队打穿插的××团弹尽粮绝,进攻撤退都不可能,被迫退到一个煤矿里。

  这是个三岔路口,驾驶员问刘峰,哪条路通往包扎所。刘峰下巴向左边一歪。驾驶员问他,路有多远,刘峰说不远,最多五公里。驾驶室的温度和驾驶员的咋呼使刘峰松开了咬紧的牙关。路面上净是水洼,卡车走得乘风破浪,每一次颠簸,驾驶员就是一句“日你先人”。五公里路走得像五十公里,到了目的地,驾驶员看见一座十多米高的煤山和一个半塌矿井口。驾驶员跳出驾驶室就破口大叫:“担架员!护士!抬人喽!”

  在场的所有中国士兵都瞪着他。

  驾驶员又叫:“狗日医生呢?人都要死球了,咋不动呢?!”

  此刻士兵们回答了:“哪来的护士医生?这是××团××营!”

  “你们就是××营?!”

  士兵们七嘴八舌,说他们一直在等汽车连送弹药给养,吃完最后一块压缩干粮是四十几个小时前了,从嗓子到肠子都让煤坑的水给喝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