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副书记这才说：“这倒也是个问题。今天上午我到区里开会，领导还专门把我找了去。眼看快到年底了，每年这个时候都要乱一阵子，今年事情多，更要特别注意。领导特别强调了和谐，现阶段，和谐是个大事，和谐压倒一切。”
马副处长也附和道：“张副书记说得对。现在各级领导最害怕的就是影响和谐，能不出事最好不要出，有出事苗头了立刻压下去。现在各个机关，不管是农民工讨薪的，还是打官司的，只要几个人往办公楼前一跪，或在马路上举个状纸，立刻给钱，要多少给多少！为什么呢？是政府钱多？当然不是，和谐嘛，花钱买和谐呀。”
尹董闻言，脸色更加难看了。
从村委会出来，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真是想不通，麦厂长犯得着兴师动众为富步鞋厂开个会吗？难道他己经从富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看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难道，王董真的是决定丢下富步了吗？
最后这个念头刚一兴起，我就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事实上，这个念头，从王董给我银行卡的那一刻就在我脑海中盘旋，此刻却更加清晰了起来。
在经过社区治安处的时候，天己经蒙蒙亮了，路上到处都是清洁工忙碌的身影。因为一夜没睡好，我的神情不免有些恍惚。正在这时，面前忽然出现一个治安员，虽然瘦小，眼神却很凌厉。
我还没回过神来就被他一把抓住了，劈头就问：“有没有办暂住证？”
我立刻掏口袋，但半夜起得匆忙，连害怕都忘记了，哪里还想得到拿暂住证呢，只好慌乱地说：“不好意思，忘记拿了。”
他厉声道：“跟我来！”
我整个人懵了，只好在他的虎视眈眈下，随他走进治安处的院内。里面己经有了五六十个人了，他把我交给一个长相稍显斯文的治安员，把门一关就出去了，大概又到外面抓人了。
看上去斯文的治安员却一点都不斯文，面无表情地指着一张纸让我看，纸上写着“４２”，我茫然问：“４２是什么意思？”
他傲慢地说：“４２块钱，在这里交，交完了就可以走人了。”
我脱口而出：“为什么要交４２元？”
他简洁地答：“交４２元办理一个暂住证。”
我只好说：“我出来的匆忙，身上没钱……”
他有些不耐烦了：“没钱可以打电话让别人给你送钱，要不然你就一直在这里呆着吧。”
我不由来了气，自以为现在己经是富步的副总了，又刚在村委会和他们的村长一起开过会，心气不免就有些高了，竟然好死不死地说：“我说过我有暂住证的，只是没带在身上！你们怎么可以用这种非法拘留的形式把人关在院子里？你们办理暂住证有什么文件支持吗？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他大概从没见过我这样的，不由得就愣住了。
旁边一个年龄大些的治安员皱了皱眉，用粤语对他说：“不要理这个鸡婆，跟她废话做什么？再发疯就把她揍一顿！”
他这才回过神来，对我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打１１０问吧。”然后指着角落里一个正在通话的年轻女孩说，“看到了吗？她就在打１１０。”
我气不过，但院子里太吵，我只好跑到一个角落里拔打了１１０，是一个男声接的电话。我把情况向他说明了，然后问他：“治安队在街上抓人全拘留是怎么回事？”
男声轻描淡写道：“办暂住证。”
我问道：“是不是每个在大街上走的人，你们都要抓过来问一问？”
对方“啪”地挂了电话，态度极其恶劣！
我这才醒悟过来，１１０根本靠不住，报警点本身就是自己人。再说，以我在广东多年的经历，还相信１１０，还和治安员争吵，刚才我脑子一定是进水了。我也不想用这样的小事来麻烦麦厂长或尹董，只好自认倒霉交了４２块钱。在交钱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对这４２块钱的用途做具体的描述，也没有开现金收据，只是给了我一张《受理回执》。上面的投诉电话是空白的，至于有效
期，根本提都没提到。
我将《受理回执》小心地折叠起来，这可是他们的罪证：
受理回执
ＮＯ。０４０６６７７
杨海燕女士
您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２日到我站申请办理
□《房屋租赁证》
《暂住证》
事宜，我站己受理并上报上级审批制证。请您在带齐资料７个工作日后来本站查询。
查询电话： 投诉电话：
经办人：万
单位（盖章）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２日
其中，“带齐资料７”几个字是由红色印章盖上去的。
走出治安处的时候，正好和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女孩一前一后。她一出门就将《受理回执》撕了个粉碎，气愤道：“还７个工作日内呢，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再到这里第三回了！”
我吃了一惊：“第三回？”
她恨声道：“是的，第三回。我是摆地摊的，半年己经被抓进来两次了。他们竟然说，我上次办的己经不算数了！”
我苦笑：“快到年底了，他们也想大捞一笔过个肥年呢。”
说完这话，我和她道了别，匆匆往公司赶。新的一天，又不知道会出什么事。
果然，朱洪两家又从四川来了五六个亲属。这些人有男有女，在富步门口哭天抢地的。除了将大门紧锁不容许他们进入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当然，他们可不像洪涛那样被动，他们根本也没想到要进公司，他们就是在厂门外哭，哭给所有人看！自从王董走后，麦厂长也很少来厂里了。而我，一方面不忍心让保安将他们赶走，另一方面更不可能动用黑道势力将他们毒打一顿，只好就任他们闹去了。
朱平和洪涛一直被冷冻在殡仪馆里，拖一天就要多花一天的钱。王董还没走前，一直要求他们先把丧事办了，至于赔偿可以慢慢来。他们一直没有答应，主要是他们早己经对公司失去了信任。
负责处理这件事的谢斌简直完全站在了他们一边，当然不可能劝他们。于是，事情就这样一天天地拖下去，一天天地等下去。其实，他们现在的心情和公司所有员工甚至我都是一样的。我们似乎都在等一个最终结果。虽然这个结果也许对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好处。
如果王董真的弃公司于不顾，公司破产倒闭了，朱平的赔偿金拿不到不说，两千多名员工几个月的工资和年终奖金就更不用说了。正因为此，所以两千多个人尽管怀疑，却宁愿多拖一天是一天。不到最后关头，谁都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
但朱洪两家每天都有人在门外轮流哭，实在是太不吉利了，我决定去和他们好好谈谈。
因为去之前，我和洪强打过了招呼。所以进门时，屋里早就围了一屋子的人。我吓了一跳，害怕他们盛怒之下会对我动武。
可是没想到，朱伯一看到我，“咕咚”一声就跪下了，我吓得立刻闪到一边。没想到，他一跪，洪强妈等四五个人也跟着跪下了，同时还磕起头了。洪强立刻红了眼圈，想把他们拉起来，他们却谁都不起。
洪强妈竟然转向我，一边跪还一边磕头：“杨副总，听说你是我们老乡，你可一定要为朱平和洪涛作主呀，朱平和洪涛是多老实的孩子啊，我还说今年春节给他们把婚事办了呢。苍天呐，大地呀，还要不要好人活命了啊……”
我连忙拉她，用家乡话说：“洪伯娘，你起来，有话好好说。”
她却紧紧抱着我的腿，死活不起。好像我一点头，朱平和洪涛的冤屈就可以得到伸张似的。
看到这么多家乡人，我恍惚回到十八岁的那个暑假，当我父亲等三十三名乡亲从山西回到家乡，我不也是同样的无助和痛苦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泪如雨下，“咕咚”一声也跪下了。我这一跪，把大家都跪愣了。
我哭着说：“我也是来自农村，我也是农民的孩子，我也是给老板打工的。公司老板不在，我也是没有办法啊。”
洪伯娘茫然地望着我：“到底哪个能有办法呢？”
是啊，到底哪个能有办法呢？我也不知道。但为了稳定他们的情绪，我还是充满信心地向他们表示：“等王董一回来我就让他给你们解决这个事，你们绝对放心。”
他们可能真的放心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不到公司门口哭闹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他们进入公司打饭的时候，厂里最难管束的员工也自动给他们让路。员工们这样做，不但是对他们的同情和尊重，也是对公司无声的抗议。
他们见到我，也不再哭喊和跪求，而是充满信任和期待地望着我，搞得我都害怕见到他们了。
我只能无数次抚摸着王董给我的那张卡，眼看卡里的钱越来越少了。我的心，也越来越没有了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