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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黄色娘子军


  这些小工厂或城中村附近,都有像深圳工业区一样的小市场,劣质但是廉价的商品同样应有尽有。从几角钱的钥匙圈、一元钱的小镜子到不知道什么品牌的化妆品;从五元的枕头、八元的床到十几块的衣服应有尽有,甚至有些衣服上的商标还是英文的。

  有一次,我看中一件白衬衣,从质地、款式到做工都十分精良,甚至还很时尚,只有二十元。我很想买下来,没想到沙姐却小声说:“别买,这些衣服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垃圾,有的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

  不料这话却被卖衣服的老板听到了,老板很不以为意:“管它是不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只要看着干净整洁就行。”

  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敢买。

  不过眼花缭乱的小商品看着很让人赏心悦目。再说这儿吃的东西很便宜。一个馒头只要五角,一元可买三包榨菜,还有很多又便宜又能填饱肚子的各种大饼和小吃。可惜,小市场也只能在天擦黑才出现,凌晨就消失。就像这个小市场的消费人群一样,两头不见太阳。

  这主要是为了所谓的整顿市容,维护深圳这所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所以,这种小商场也存在着危险。城市执法者有时候会来查居住证。这让我有些惊讶,我一直认为,今年八月一日暂住证改成居住证后,就不查了呢,没想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

  沙姐却说:“变化还是有的,以前抓到没暂住证的就装进闷罐子车送进樟木头挖沙子、扛木头,现在只罚钱就行了。”

  我点点头,不装闷罐子车了,这也是一种进步,不是吗?

  当然,除了查居住证的,工商、税务、环保、消防等等也会来查经营许可证,若没有经营许可证,这些小摊贩们同样是人财两空。

  每当看到城管一来,那些小商贩们匆匆逃离的身影,我就想起2007年4月10日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内,著名律师夏霖为2006年8月11日刺死海淀城管副队长李志强的杀人犯、退伍军人崔志杰所作的那篇脍炙人口的辩护词:

  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我的当事人来到城市,被生活所迫,从事这样一份卑微贫贱的工作,生活窘困,收入微薄。但他始终善良淳朴,无论这个社会怎样伤害他,他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以伤害他人的方式生存。我在法庭上庄严地向各位发问,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

  我的当事人崔英杰,一直是孝顺的孩子,守法的良民,在部队是优秀的军人。他和他的战友们一直在为我们的国家默默付出;当他脱下军装走出军营,未被安置工作时也没有抱怨过这个社会对他的不公。这个国家像崔英杰一样在默默讨生活的复员军人何止千万,他们同样在关注崔英杰的命运,关注着本案的结果。

  法谚有云:立良法于天下者,则天下治。尊敬的法官,尊敬的检察官: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城市管理制度究竟是要使我们的公民更幸福还是要使他们更困苦?我们作为法律人的使命是要使这个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它更惨烈?我们已经失去了李志强是否还要失去崔英杰?

  没想到,事情过去了两年,暴力执法仍然没有改观,我希望不要出现第二个李志强,更不要再出现第二个崔英杰!

  在小市场逛得久了,我发现一个问题。每当夜幕降临时,泥岗路的每棵大大王椰下都会站着一个女人,高矮胖瘦各不相同。要说她们是在等车,但她们并不在站台等车,车来了也不上;要说她们是在等人呢,但她们站得很久,并且也不可能每晚都等人呢。

  沙姐和我说,她们既不是等车,也不是等人,她们是在拉客,也就是所谓的站街女。

  深圳的鸡婆即妓女又被称为“黄色娘子军”,在深圳达十多万。她们也分三六九等,这些站街女几乎是最低等的。她们一般相貌一般,年龄也普遍偏大,她们的每次价位是50—80元不等。

  这些站街女大多三四个人合伙租一间房子,共同分担房租。经常一个姐妹在出租屋里面在陌生的男人身下被一下下撞击,另一个姐妹则带着另外一个陌生的男人在门外徘徊,等着里面的工作结束。

  沙姐说这话的时候,我站在泥岗路上,望着天桥下边的臭水河带着肮脏的泡沫,油腻地缓缓蠕动,像这个所谓国际化大都市的一道深深的伤口。我忽然想到,在古代汉语中,“圳”的意思为“深深的臭水沟”,那么“深圳”就是“深深深的臭水沟”了?那么,我们这些生活在“深深深的臭水沟”的人,又怎么能出污泥而不染呢?

  想到这里,我不由叹了口气,同情地说:“她们真可怜。”

  沙姐却说:“相对来说,她们还不算最可怜的,至少还能租下一间房为她们遮风挡雨。听说在南山区等不少地方,还有不少做母亲甚至奶奶辈的人,她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背井离乡的流水线工人或建筑工,所以收费很廉价,一般每次二十元。工作场地是公园旁的草丛、树林,也真难为她们了,广东一年四分之三热天,也不怕蚊子咬。”

  我疑惑地望了她一眼,欲言又止。

  她立刻意识到什么,朝我翻了翻白眼:“这些都是老周告诉我的,喏,你看,那不是她?”

  我抬头望去,只见老周站在一棵大王椰下,一脸漠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她和我母亲是同龄人。她们这代人,童年时经历过50年代的饥饿,少年时经历过60年代的狂热,青年时经历过70年代的奉献,中年时经历过80年代的改革,好不容易在90年代安定下来,却又赶上了打工潮。几十年的人生风雨,她们身体内的性魅力己经荡然无存。即便如此,她们为了区区十几、二十元钱,仍然拖着自己疲乏的、臃肿的、衰老的身体,接受着生活的……“再教育”。

  很快,一个六十多岁的秃头男人向老周走来,她刚才还漠然的脸上一脸媚笑。两人很快开始讨价还价,而后一前一后的消失在夜色中。

  我差点晕倒,结结巴巴道:“老周,她怎么可以这样?”

  沙姐摇了摇头:“她但凡有一点办法,又怎么会走这条路呢?”

  老周是我们宿舍最沉默的一个,沉默到她这个人可有可无。但老周虽然没什么文化,却有一句很经典的话,那就是:“来深圳不容易,来深圳后想回去,就更不容易了!”

  真不知道有着半百阅历的老周,在深圳经历了什么,才能得出这个沧桑而深刻的结论。不过,老周大多时候很沉默。当然,老周的沉默,是有原因的。

  老周很可怜,她在湖北的某个小村庄辛辛苦苦的劳作了大半辈子,老两口都不生养,结果抱养了一个男孩,贫穷的老周丈夫为了养育这个孩子,下井挖煤、进窑打坯,用一身力气换来弓一样的驼背,换来孩子在贫穷中健康的成长。

  转眼,孩子大了,也订下了一门亲事。儿子和准儿媳对老周两口子很孝顺,每天起早贪黑的下田种地、进城卖菜。儿子每次进城都给老两口捎点点心或零食。乡亲们都说儿子孝顺,老两口这些年心血和劳累没白费,晚年一定会享福。就在老两口心满意足的期待儿子完婚时,儿子却出事了。那是凌晨3点,儿子贪图能在早晨6点赶到城里,把刚摘下来的菜卖个好价钱,黑蒙蒙的就上路了,结果被一辆过路的汽车撞飞了十几米,鲜血染着翠绿的青椒、蒜薹散落了一片。没有目击证人,肇事司机开车逃逸了。

  老两口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多,去找交通主管部门,但是这条国道上每天几万、十几万辆汽车往来奔波,又有什么办法找到肇事司机呢。去了一次,人家深表同情,去了两次,人家礼貌接待,去了三次,办事人让回家等通知,去了四次,没有人理了。老周的丈夫,在老年丧子的打击下,一病不起,半年就死了,儿媳妇来探望两次之后,也退婚了。可怜的老周埋了丈夫,数百次的奔波在交通部门,运管部门之间,想讨个说法,但是毫无结果。心灰意冷的老周抱着死一般的心到处流浪,准备流浪到哪里,支撑不住了,就死了算了。

  老周不像祥林嫂一样,对每个人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只是有一次沙姐买了猪耳朵时,老周哭了,老周对她说:“我儿子那天进城之前,还对他爸说,‘爸,这次我给您捎点猪耳朵,下酒吃爽口’。”

  说到这里,沙姐也红了眼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