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挣脱他的手，点点头：“嗯。”
他急切地说：“那我可不可以说，我喜欢你呢？”
我脱口而出：“不可以。”
他有些沮丧：“为什么？”
我苦笑了一下：“我比你大三岁，我以前……以前有过男朋友，并且，我在家乡的名声不好。”
他却道：“你的事，我早就听哥嫂说过了，那不怨你。最重要的是，我进富步厂这么久，我很清楚你的为人。”
我没好气地说：“你知道我什么为人了？你难道不知道吗？厂里早就有闲言碎语了，说我和王董……”
他却坚决地说：“无论别人说什么，我相信你！”
我心中一动，不为别的，只为这份自始至终的信任。但我不想再继续这个沉重的话题，而是定定望着不时拍打岸边的河水，顾左右而言他：“滚滚珠江水，流的都是我们打工者的血和泪呀。”
他并没有接我的话，显然也不想继续我说的这个话题，只是伸出一只胳膊想把我搂入怀，我立刻挣脱了。这个男人虽然很好很好，但我不爱他。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像王磊那样抵达我灵魂的最深处，永远不能！
今年注定是多事之秋！
富步所在的村，先是一家香港公司的老板忽然人间蒸发，众多债主客户上门讨债。然后是几家小厂的工人开始罢工，老板卷款逃跑。尽管事情很快平息下来，逃跑的老板都被请回来拍卖资产，工人则被解散，领头打砸抢的被依法拘留。但村里接二连三地出事，还是对富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王董是周三走的，像他以往的每次外出一样，并没有任何的异常。但当我第二天走进写字楼时，却感觉到办公室的气氛十分异样。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一切又都不正常。
我知道，公司己经两个月没有开工资了。现在珠三角的大环境变了，小环境自然也会受到影响。特别是这次踩踏事件和朱平的跳楼，让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到了临界点。我捏了捏王董给我的那张卡，硬硬的还在。但这一张卡，应付这个庞大的局面，简直是杯水车薪。
邓英小声说：“向霞没来上班。”
我心里一冷：“请假了吗？”
她摇摇头，又补充说：“香港人也都回台湾了，今天没一个来上班的。”
在这关键时刻，公司高层的一举一动似乎都有了某种暗示的意味。大家都不是傻瓜，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能被猜透。
皮建军忽然说：“王董不会把厂子丢了吧？”
这句话虽然不大，却像一声惊雷在办公室炸响，这也正是大家所担心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望向了我。我知道，在这个时候，自己更要保持冷静。
我以退为进：“王董说了，香港人要回台湾过圣诞节，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你们不要太敏感了，我和你们一样，己经两个月没领工资了。但我理解公司的处境，王董这次是去美国交涉订单的事。现在不单是我们中国企业困滩，金融风暴袭卷全球，美元在全世界都贬值。他希望能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进行相应调整。要知道，公司是他的，他肯定比我们还着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稳定情绪，把这批货赶出来。只要货一出掉，很快就可以发工资的。”
听了这话，办公室的人才安下心来，各自回座位。我长舒了一口气，同时安排保安队谢斌协助朱伯和洪强处理善后事宜，并给他们在厂对面租了一间还算干净的民房。
虽然一切就绪，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香港人都走了，向霞也走了，但这么大的公司，王董应该不会放弃吧。
下午，麦厂长打电话让我去村里参加座谈会，这让我心里稍稍平静了一些。我走进会议室一看，全是各公司的老板，便想退回来。
没想到，麦厂长却拦住我说：“王董临走前和我说了，以后他不在内地的时候，由你全权代理他。否则，我也不会打电话给你了。”
原来，是镇领导亲自下来听取老板们的意见，由镇党委张副书记亲自主持。张副书记是十足的官腔，态度倒非常温和：“现在，由于新《劳动法》的实施再加上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央对你们现在的处境很重视，我们镇领导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现在稳定是头等大事，全村能不能稳定，全东莞能不能稳定，就靠在座的各位了。”
和会议室中的老板们相比，我感觉自己份量太轻了，就找了个不起眼的座位坐下，随时准备起身走人。
老板们个个神情严肃，这让气氛看起来很凝重，他们纷纷表示，新《劳动法》让工人们不好管理了，金融风暴让他们的订单都白做了，甚至亏损。再这样下去，他们就要撤资走人了。
我听得厌烦，这些都是老调重谈了。老板们似乎永远赚不到钱，那你们还开公司做什么？工人们似乎从来都不好管，那你们还压榨他们做什么？撤资也一直是老板们只说不打牌，一点都不新鲜。
甚至有一位老板激动地说：“你们之前不是呼吁华丽转身、壮士断腕吗？现在怎么不提了？你们转身呀，你们断腕啊？现在还来开会管我们死活做什么？”
听到“华丽转身、壮士断腕”八个字，张副书记的脸色显得十分尴尬，讪笑道：“各位冷静，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情况不是有所变化了吗？谁想到美国的次贷危机会对全球金融造成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老板们赚不赚钱都不是我关心的范畴，我关心的是富步怎么办？我刚被认命为行政副总，如果富步倒闭了，王董许诺我的行政副总一职和一万元的月薪便统统泡了汤。而这两件事，是我苦苦追寻八年才得到的，我怎么可以轻易放弃？
我己经暗暗下定了决心：誓与富步共进退！
所以会后，我鼓起勇气找到张副书记：“你好，张副书记，我是富步鞋厂的行政副总杨海燕。”
张副书记回头见我，打着官腔说：“富步的团支部，做得不错啊，呵呵呵。”
我立刻道：“我就是团支部书记。”
他眼光立刻温和起来：“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谨慎地说：“王董去美国交涉订单的事情了，现在公司人心有些乱。我想请张副书记抽个时间到富步视察一下，稳定稳定人心……”
不料我还没说完，张副书记就打断了我的话：“这些年我对王董支持己经很多了，我还能怎样支持？你让王董快些从美国回来，天塌下来有我们这些人支持，一定会帮他化解危机的，他有什么好怕的呢？”
听了这一番话，我简直吃惊了，赶紧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说：“王董并没有害怕什么，他只是去美国谈订单的事情了。”
但张副书记却不屑地把嘴角一扬，似乎对自己的话非常肯定，我只好闭了嘴。但张副书记那意味深长的嘴角一扬，就像一幅名画一样定格在我的脑海中。难道，王董真的是因为害怕才去的美国？那么，是不是代表富步就没有未来了？
与此同时，外面的坏消息也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哪个老板跑了又被抓回来，哪个公司领头罢工的被抓了进去，似乎每个角落都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
和这种气氛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村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些大标语。这些大标语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更加渲染了这种气氛：“继续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安定团结，人人有责！”；“向来莞建设者致敬！”；“新莞人、老莞人、同是一家人！”
我不知道看了这些标语的外地打工者是怎么想，我只能在心里暗想：“谁跟你们是一家人啊？”
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变化，员工的情绪当然会受到影响。先是流水线的工人开始牢骚和怠工，后来连车间主管、经理及写字楼职员也加入进来。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弥漫在公司角落，搞得人心惶惶。
我的神经每天都绷得紧紧的，王董给我的那张五十万的卡我连睡觉都放在口袋里，生怕有个闪失。现在，所有的困难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钱。有了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没钱，说得再多也没用。
我也曾经想过，给点钱把朱平和洪涛的家人打发走。但两条生命，这五十万哪里够？再说，公司还要运作，而运转就需要钱。如果年前不能把这批货出掉，耽误了工期，不要说不能正常出粮，不要说朱洪两家还要继续闹，就是供货商都能把我逼上绝路！
更重要的是，倘若没钱，饭堂连工人的一日三餐都供应不起，饿都能把工人饿疯！周一早上，我望着外面正在做操的工人，心情十分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