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字一顿道：“放弃不断招工辞工的套路，先稳住人心，恢复生产。并向工人承诺，以后实行三班倒，少加班，工人重新组合，目前只有这样，才能化解矛盾。”
他不由焦躁起来：“可我的订单怎么办？工期己经耽误了呀。”
我想了想道：“那只有提高加班费了，道理说清楚后，工人会同意的。”
他硬起了脖子：“我要是不让步呢？”
我无奈地摊摊手：“工人拖得起，你拖不起。最后闹大了，大家都不好办，矛盾就激化了。工人大不了重新再找一家厂，损失最大的可是你呀。”
王董没好气地说：“说到底，还是要让我花钱。”不过，他的口气明显缓和了不少。
我只好说：“现在多花点钱不算什么，主要是，不能再僵持下去了。”
马处长也郑重其事道：“确实不能再僵持下去了。僵持到一定程度，工人就更不罢休了，他们会不停上告，劳动局再不介入就说不过去了。劳动局一介入事情，事情就会变得复杂了，到时候你们公司就很被动了。所以，最好是由公司内部解决，先度过眼前的危机，等新《劳动法》的风头过后，那些损失的钱，你再赚回来就是了。”
王董不由点了点头：“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
第二天，我刚一上班，赵新华就迎上来，火急火燎地问：“杨主管，你昨晚和王董去TZ酒店了？”
我知道这种事是瞒不了人的，只好点了点头：“是的。”
他眼晴一暗，又问：“还有哪些人？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我淡淡地说：“这个，你不如直接去问王董吧。”
从王董让我兼任公司团支部书记的那刻起，我就意识到，自己与赵新华之间，必然会有一场较量。这场较量，就算不是你死我活，也绝不会轻松。因为这毕竟，这件事从大了说，是关系到公司今后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思路；从小了说，是关系到我和赵新华在公司的地位及前途！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较量会来得那样快！
在当天下午的主管级以上人员会议上，王董直接了当地将矛头指向赵新华：“赵副总，以后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搞了。你再那样搞，公司迟早要被你玩死。所以，我决定，从现在起，由杨主管兼任公司团支部书记，全权决定人事部的一切日常工作及事务。以后招聘及与员工思想沟通方面，必须由她直接向我汇报，无关人员就不必插手了！”
立刻，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我，我看到，赵新华的眼里，像是要喷出火来，正恶狠狠地望着我！
我装作没看到，而是委婉地说：“我新进公司，很多情况还不熟悉，请大家以后多多配合。现在对公司来说，赶快复工是第一紧要的事。至于别的事，以后再慢慢考虑吧。”
最后，由王董总结说：“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各位的是。公司否定公司以前的做法是明确的，在这点上，我毫不含糊。”
与会人员立刻看出了苗头，连连点头，纷纷表态说：“早就不该那样搞了，员工流动率太大，从长远发展来说，实在是利大于弊。”
这个反应，有些出乎王董的意料。但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他还是比较满意。不过会议结束时，他还是问赵新华：“赵副总，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赵新华立刻收回瞪我的眼光，那张肥腻的油脸上堆满了笑，干脆地说：“我能有什么话？我听王董的。”
只是散会后，赵新华经过我面前时，冷笑道：“杨海燕，真没看出来啊，你还有这一手！”
我认真地说：“我是为公司和工人着想。”
他冷笑一声：“是啊，你比我高尚多了。你为公司着想，我只为自己着想！”
我赶忙道：“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却阴阳怪气地说：“对了，你为公司着想，你为工人着想，为国家着想，你还捍卫新《劳动法》呢。”
我苦笑道：“赵副总，同是打工的，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不过，随你怎么想吧，我无所谓。”
他绷紧了那张大肥脸，挖苦道：“你哪是一般打工的？你这么伟大，打老板工真是可惜了，你该去打政府工！”
我并没有认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些卑鄙。我来自底层，我原本该维护底层兄弟姐妹的权益和利益。但是现在，虽然我表面上是在维持他们的利益，事实上，我是在帮助老板变换花样，更大限度地侵占他们的利益！
赵新华眼看自己的那一套行不通了，他索性请了病假。王董明知道，赵新华身板壮得像牛，每天都红光满面的，根本就没有病。但看到他那一副吊儿啷当的样子，还是不得不批准了。
赵新华甩手不干了，王董几乎把复工的希望全压在我身上了。
我知道，自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如果不发，那就就准备和赵新华一样的命运，随时准备卷铺盖走人吧！
罢工第四天，公司和工人的僵持己经达到了临境状态。所以，当保安及办公室人员走进工人宿舍，好脾气地请他们出来开会时，工人们还算听话，陆陆续续地从厂区、生活区及厂外走进来，集中到平时开早会的那块空地上。
眼看人到得差不多了，王董简单讲了几句话，便宣布：“公司经研究决定，任命原人事主管杨海燕兼任公司团支部书记一职，自即日起开始生效。下面，有请杨书记给你们讲话。”
工人们立刻议论纷纷，连那些办公室人员也愣住了，“团支书”这个词他们并不陌生，但当这个词出现在一家港资企业时，他们就陌生了。我看到有的人开始交头接耳，有的人嘴角露出讥刺的笑，但大多数的人，是一头雾水。
我知道，这个时候，如果为公司讲话，对他们来说，无异于火上浇油。现在必须要做的，是把工人的对抗情绪扭转过来。所以，我决定孤注一掷！
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我想到当年樱之罢工时的李胜利，忽然来了勇气，大声说：“大家好，我进公司还不到一周，对公司情况并不是很了解。但已经听说，车间经常有打骂工人、侮辱人格的事情发生，大家说，有没有？”
工人们立刻瞪大眼晴，随即抖搂起精神，异口同声地说：“有！”
所有主管级以上人员都吃惊地看着我，仿佛我是怪物一般。我看到几位香港人同时把目光转向王董，王董的嘴唇剧烈地抽动了几下，眼晴像是要喷出火来，似乎随时准备把我拉下讲台。
我装作什么都没看到，继续问：“听说动不动就罚款、变相克扣工人工资，有没有？”
工人们的声音更响亮了：“有！”
我最后问：“听说试用期一满就炒鱿鱼，有没有？”
工人们几乎是咆哮了：“有！”
这次的声音如惊雷一般响彻整个厂区，仿佛直达云霄一般！
我的声音并不是很大，但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工人被这声音吸引着走进会场。虽然并没有人排队，但他们像每周一开全厂早会那样，自觉地寻找自己所在的部门、课、组、班，然后站在自己平时站的位置上，神情肃穆庄严。我甚至看到，有几个女工还偷偷抹起了眼泪。
王董在旁边压低声音，厉声说：“杨海燕，你在搞什么名堂！”与此同时，他的嘴角抽动了几次，方正的国字脸气得几乎变了形！
我装作没听到，面对声势浩大的工人，他除了让我继续讲下去，暂时还不敢直接让保安把我从这个讲台上拉开。
我望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而无助的脸，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只是个孩子，甚至比我当初离家时还小呢。
我的声音不由哽咽起来：“记得八年前，我初来东莞时，我像你们一样无助，那时候进厂比现在还难呢。你们是不是和我当初想的一样，觉得到广东打工就是低人一等了？就像到别人家里来讨饭吃？”
工人们再次异口同声道：“是！”
我摇摇头，坚决地说：“你们不要这样想。如果改革开放先在四川、湖南等地，广东人不是一样到我们家乡打工？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异乡，我们都不是讨饭，我们是靠双手吃饭，用劳动换钱，没有偷也没有抢，凭什么就要低人一等呢？”
听了这话，所有人都鼓起掌来，包括那些主管、经理。我甚至看到，连几个香港副总都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火候差不多了，就归入了正题：“所以，如果你们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就直接提，公司能满足的就满足，不能满足的也会和你们说清楚，不要动不动就闹罢工，真的没什么意思的。你们有你们的难处，公司也有公司的难处。你们可知道，王董为了找订单，经常几天几夜都不能睡个安稳觉。如果没有订单，我们就没有活干，没有活干大家就没有钱赚。公司和员工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